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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史》第五卷
作者:(法国)菲利浦·阿利埃斯 (法国)乔治·杜比 译者:宋薇薇 刘琳
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年
目录
1.法国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导言
变化中的工作者和工作场所
空间的专门化
付酬劳动的社会化
家庭与个人
私人生活的空间
私人生活与家庭制度
婚姻的变化
个人即国王
增强体质
受到威胁的身体
从社区到都市的过渡
破坏与重建
公共生活中的私人规范
走向一个更宽松的社会
公共生活对私人生活的影响
自由遵从
2.秘密的历史?
历史之密与身价之谜
源泉
金钱在哪里
国家和法律
无法探取的秘密
记忆的作品
秘密之处:屈辱、羞耻、恐惧
身份之谜
家庭秘密
避孕的合法化
堕胎的合法化
与不育症的斗争
法律中的不明确之处
成长:亲子关系
离经叛道
同居
挑战婚姻
伴侣选择
婚姻中的爱情
离婚无愧
男性的没落
身体与性之谜
土地的果实
受到威胁的身体:从病人到顾客
心理疾病
衰老
谁死了——为了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死的?
死后
寻求性和谐
同性恋
性与社会节制
中性
3.法国的文化多样性
天主教徒:想象与罪恶
基督教徒的假想
忏悔,海罪,转化
新的罪恶感
共产主义:一种生活方式
好战
离开共产党
辞职?
法国的犹太文化
两次大战之间的犹太人
1940年以后的法国犹太人
移民的地位
二战前的意大利移民和波兰移民
二战以后的北非移民
4.各国家庭
瑞典模式的兴衰
反私密模式
隐私的各个方面
神话的兴盛与衰落
意大利家庭:隐私的矛盾统一体
20世纪20-80年代的家庭人口统计状况
家庭空间
夫妇与孩子.关系与关爱
私人家庭到底有多私人?
德国家庭:介于私人生活与政治之间
美国家庭:神话与现实
译文文摘
1.法国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变化中的工作者和工作场所
20世纪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是与工作有关的变化。概括地说,即生产从私人领域转移到了公共领域。这种变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空间上的独立化和专门化:工作场所不再混同于居住空间。与空间的独立化同时发生的还有社会规范方面的分化:家庭规范不再像以前家庭作坊时代那样与工作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工作规范也不再由私人订立,而是变成了集体合约。
空间的专门化
在20世纪初期。一个人是在家里工作还是在别处工作,其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对于一个年轻女孩来说。最理想的就是待在家里,不用工作。如果不得不工作的话,也最好能在家里做——比如做做缝纫。只有社会底层的女孩子才会迫不得已到外面去工作。1900年,法国工人当中有一半以上,或者多达三分之二的人在家里工作。而今天则与当时形成鲜明对比: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外面工作。这是一种惊人的变化。
在家里工作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自己,另一种是为别人。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当然还存在着一些折中的情况,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样一个突出的事实:随着20世纪的向前发展,这两种基于家庭的工作形式都在日渐衰落。
在家工作的工人(也称家庭雇工)数量很难确定。在20世纪之,初,有几百万人在家里工作。这一时期的人口普查数字中,记录了一种“游离”工人,这类人在1906年大概有150.2万人左右。在这些人中,有些人无疑是日工,即按日计酬的临时工,他们实际上外出为不同的雇主工作;但大部分人,无论男女,都在自己家里工作,而且主要都根据商人的订单从事纺织品、衣服、鞋子、手套等的生产加工,也有一部分做眼镜、首饰之类的产品。有时候商人会给工人运来原料或半成品;有时候也由工人自己在去交活儿的时候提取下一批原料。付酬方式是计件支付。
不同的家庭作业之间,条件也大不相同。大部分家庭雇工所硼的报酬都极为微薄,比那些工厂工人要低得多。为了维持可怜的生计,他们不得不起早贪黑地干活,梅梅?桑泰尔和她的家庭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桑泰尔一家都做纺织这一行,这个行业的生产体制是这样的:家庭雇工从包工商那里拿来原材料进行加工。这种体制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被大工厂所代替。家庭成员们只在冬天的六个月里做纺织工人;到了春天他们就在下塞纳河省的农场里做季节工;在秋天他们回到家里,用挣来的钱还掉去年冬天欠下的债务。就连做仆人都比在家当织布匠挣得多。不错,桑泰尔一家有自己的织机,并且纺织技术出众,但这都无济于事。虽然他们给自己设定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已经差得无以复加,但仍然没法靠织布挣来的钱来养活自己。早上4点钟,全家人就得起床,父亲和孩子们到地下室去织布,母亲则去准备机架,就这样一刻不停地一直干到晚上10点。每天他们都要在阴暗潮湿、不点蜡烛就没法干活的地下室里工作15个小时左右。只有一日三餐时他们才能歇一歇:在早晨他们会就着面包吃一碗菊苣;中午和晚上会喝点汤。到星期天,这些狂热的天主教徒们会去做弥撒,回来后还接着干活。就连凯瑟琳,桑泰尔举行婚礼的那天——一个晚宴有羊排吃的喜庆日子——这家人还在干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有多么贫困。
与纺织工人的困苦生活相比,其他家庭雇工的境遇要稍微好一些。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米洛的手套工人可以算得上是工人中的贵族了。因为在那时,米洛出产的手套是一种奢侈品,格勒诺布尔的手套工厂里大批量生产的手套跟这种手工制作的手套根本无法相比。然而,一般来说,家庭雇工们工作非常辛苦,但是生活条件却非常恶劣。这也是他们逐渐消失的一个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家庭雇工私人生活的问题也大量涌现。凯瑟琳?桑泰尔在哪儿才能享受所谓的“隐私”呢?在她家旁边的山坡上跟她的恋人——她未来的丈夫短暂相会?在她筋疲力尽地入睡的床上?在她的织机旁?在这里工作全面渗入到私人领域,更精确地说,是生活和工作之间根本没有分界线。不过,在桑泰尔家里,工作和生活的空间还是分开的:工作仅限于地下室,而日常琐事都任地上进行。这家人并不在他们吃饭、睡觉的地方工作。实际上,他们的这种空间分离并不具代表性。通常情况下,工作和家庭生活都在同一个空间里进行。在《母亲》中,莱昂,弗拉皮耶对学院派的清规戒律——“所有的东西都各归其位,井井有条”——进行了帆剁。根据他的描述,一个生活在巴黎第二十区的缝纫女工必须首尢清理好餐桌,才能腾出地方让自己工作,和让孩子做功课。空对典型的19世纪——或者我们本书中所讨论的20世纪——工人的住所实在是太珍贵、太奢侈了,要想为工作单独留一张桌子或留一个地方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在家里工作,工人的家就会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对陌生人开放。缝纫女工要在家里接待客户;纺织工人或手套制作工要对商人及其代理人敞开大门。这种工作和生活并存的家庭空间有时还会变成劳工纠纷的场所。让?盖埃诺就曾这样回忆他小时候遇到的一个戏剧性场面:在富热尔,他的父母用买来的成打鞋楦头在家里做鞋,在20世纪初的一次鞋业罢工中,让的父亲用完了所有的积蓄,再也挺不下去了,就出去找鞋楦头,罢工的工人们知道这事以后,就冲进盖埃诺家,指责他父亲破坏了罢主。因此,即便最公众性的冲突有时也会在私人场合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家工作的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
虽然经济原因起着不容置疑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家庭作业并不单单是由于经济原因才消失的。工人们向往更高、更稳定的工酬和更短的工作时间。在工厂工作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下班,不用给老板打工的时间就完全是自己的,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这部分时间也稳步增加。下班后,不在家工作的工人们可以真正地“在家”休息。从这个方面看,家庭作业的日渐衰落反映了人们对私人生活权力日渐强烈的愿望和孜孜不倦的追求。
然而,家庭作业并没有完全消失——远远没有。1936年的人口普查发现。有35.1万名工人仍然在家里工作。这个群体持续存在的原因很多。在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中,立法往往限制外籍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对移民们来说,在家里做一些计件的零工比找一份稳定的工厂工作要容易。而事实上,这不仅有利于一心想要降低成本的制造商,也很符合从波兰和东欧来的大量移民的习惯和传统。结果,巴黎地区的皮革业中,家庭雇工的数量增加了。马努齐安派在被出卖给盖世太保之前,是在抵抗运动中地位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它主要从这种个体的工人中发展力量,其中许多都是犹太人。
如今。家庭作业的重要性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它与当前的观念格格不入:现在的人们认为家是防护隐私的堡垒,业余时间属于工人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想看,现在我们连在家里为自己工作都不愿意了,谁还愿意在家里为别人工作呢?
家庭劳工中的大部分都是个体经营者,小部分才受雇于人。个体经营者的数量也在慢慢地减少,但是这种减少比受雇于人在家中干活的工人数量的减少开始得晚。在20世纪初,个体经营者仍然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58%的农民属于个体经营者,另外还有大量的手工业者、商人以及专业人员。相比之下,到了1954年,只有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属于个体经营者,而到1982年,则只有16.7%。个体经营进入了一个急剧下滑的时期。
以上这些数字反映了一个极端重要的社会变革的动荡景象,这种变革赋予“家庭”以全新的内涵。在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中间,“家庭”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是一个经济细胞。整个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参与经营家庭的农场或者生意。根据不同的年龄、体力和技能,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不同作用。在农场里,小孩和老年人照看牛群,14岁的男孩子就能像农场帮工一样干活儿,妻子则掌管谷仓、菜园和鸡舍。到了割草或者收割庄稼的季节,每个人都要参加劳动,特别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在小规模经营中,妻子通常管理账目,孩子们不上学的时候就去店里帮帮忙,或者出去跑跑腿。
当整个家庭都参与挣钱养家的时候,私人生活与工作之间就不会有明确的分界线。这种交融在钱的方面可能是最明显的:家里只有一个钱箱。到了周末,小店主的儿子如果需要钱出去玩,就会从里面拿钱。两种花销是混在一起的:农夫的妻子花在买咖啡、巧克力或围巾上的钱也是需要用来付房租或买牲口的钱。于是,限制个人花费成为保持收支平衡并积累资金的主要手段,也往往是唯一的手段。生意的成功建立在降低家庭花销的基础之上。
相应地,生意也是私人的。如果自家生意做得好,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可。这一家人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和牲畜的数量或是他们雇佣的工人的多少,抑或是他们商店的店面是否最近翻修过。这种私人的成功是经济上的成功,因此也具有公共性。此外,生产资料(财产、土地、家畜等等)也是财富,可以通过遗产继承传给下一代,分割给不同的继承人(有时全然不顾经济合理性)。当家庭经营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需要雇人做帮手的时候私人所有和公共经济功能之间的矛盾开始变得明显。雇工可能会因为纯粹的私人情况,比如经营者的死亡,而失去工作。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经济单元,这种家庭在教育孩子和赡粗人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农场或商店里,年轻人从亲戚朋友那里学得技能,学手艺是一种私人家庭功能。与此同时,无力照顾自己的年老的父母则由自己的子女提供住房和膳食。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就是由于社会的大肆宣传而为人们所熟知的“家长制”家庭。在法国,除西南部之外,其他大部分地方的农民家庭都是仅由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祖父母都生活在附近稍小一些的独立房屋里,而且尽可能自己照顾自己这个独立的家庭。到他们没法再照顾自己的时候,尤其是当祖母比祖父先去世时,孩子们才会把他们接过来一起住。
工薪劳动的兴起剥夺了家庭的经济功能。与此同时,伴随家庭内部就业衰落而来的是教育和老年赡养的社会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学校学习手艺,而在赡养老人方面,由国家财政支持的社会保障系统也替代了家庭的作用。
个体经营和家庭作业的日渐衰落,经济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原因之一是,小型农场和小本生意不能以很有竞争力的价格生产和销售大众消费品。在法国,保护主义和缓慢的经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减缓着家庭经营的衰落。然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努力则加速了这种衰落。农民和小商人不时会为争取生存的机会而斗争,要求继续得到优惠政策,比如固定价格和免税等。以皮埃尔,布热德为领导的FNSEA(农业)生产者工会全国联盟,为一农民组织)(1953~1956),以及热拉尔?尼库领导下的CII)LJNATI(全国自由职业者及手工艺人联合会一信息及保护委员会,为一由小生意人和个体经营者组成的协会都曾组织过很有影响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反对政府的现代化政策。但是,要想用零星的社会运动或是法律手段(比如1973年限制折扣零售店发展的法案)来对抗无情的市场规律,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除去经济因素,社会变化也很重要。家庭经营的衰落和如今雇员们能够享受的广泛的社会福利并非没有联系。在农业方面,这种变化的作用可以以下事实来衡量:如今,与父亲一起在家庭场工作的儿子常常被官方称作“农业工人”。而在零售商业和手工业行业里,独立经营的比例则急剧下降。1954年,小生意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2%,1962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0%,到1968年,又降到了9.6%而到1982年,则进一步降到了7.8%。在此发生着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方面,小规模经营和手工艺人数量在缓慢下降,另一方面,小型商店的法律地位有所变化。许多小生意人把自己私人所有的经营方式转变成了有限合作或有限公司的方式。而他们自己则顺势成为领取薪金的经理人。从此。在人口普查的时候,他们被算作经营管理人员,而不再是业主。
从所有人到经理的转变绝不仅仅是词汇的变化。通常这反映了家庭与商行的分离,即商业经营和私人生活成为生活中完全不同的两个部分,两者差异明显、各自独立。这种变化的影响非常深远:不仅在财政领域中,家庭私有财产与商行资产之间的界限变得非常而且在更普遍的时间和空间方面,也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分化。以前,在家庭经营和农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活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商人可能与妻子儿女一起生活在商店的里屋,就像今天法国小乡村的面包店老板那样。富裕一些的商人则可能会住在商店楼上的套房里。于是,里屋就不仅只是居住空间,而且还是储区藏。橱柜里面不仅放着家庭日常所用的食品杂货和厨具,还有店里的商品。家里人吃饭用的餐厅同时也是店主算账、孩子们做功课的地方,有时还会是大家睡觉的地方。
空间的混用也导致了时间上的混杂。如果顾客发现商店的门关着,就会不假思索地绕到后面去敲里屋的窗户。虽然店主一家正在吃饭,但也肯定会赶快出来招呼顾客。有一天,商店关门以后,又有顾客来找,这时家庭主妇终于对此忍无可忍,冲口而出道:“我们永远都不会有清静的时候,永远不会!”直到这时,情况才开始变化。在这一刻,人们意识到,生活在工作场所就等于为工作所困。于是人们开始要求隐私,而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不受顾客侵犯,就有必要找个远离工作场所的地方居住。从此,在法国各地,床、衣橱和炉灶开始从商店的里屋消失。商人们要么在二层以上租房住,要么在城郊自己建房住,此后他们会有两个地址,不久后他们又会有两个电话号码,但其中只有一个号码会出现在电话号码簿里,隐姓埋名——这是人们为了得到安宁和隐私所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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