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史评论-域外文萃-论文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引起了欧洲学者们对于经济史，特别是中世纪经济史的关注。1927年，《经济史评论》杂志在英国创刊，当时的剑桥大学经济史教授迈克尔• 波斯坦担任了该刊的主编（1933-1958）；同时，法国年鉴学派的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在1929年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这些举动，是中世纪经济史研究的新阶段开始的标志。

此前，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先驱们促进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生。最为著名者是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和他的合作者乔治•埃斯比那（George Espinas），他们都曾是《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编委会成员，在该年鉴发行的早期，亨利•皮朗和他的优秀学生，经济社会史领域著名的学者弗莱明•汉斯•凡•韦尔威克（Fleming Hans Van Werveke）为该杂志写了一些文章。但是，皮朗死于1935年，不再可能为此杂志撰稿。马克·布洛赫虽然是这个杂志的早期创立者和撰稿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除了一些评论文章外，他只在这个杂志上发过两篇论文。在布洛赫去世后，该杂志在1945-1947年间陆续发了几篇布洛赫的遗作，主要谈及了从古典时代向中世纪时代过渡时期的经济变化问题 [1] 。人们对古典时代到中世纪时代的过渡问题的关切，起因于皮朗的遗作《查理•马特和穆罕默德》在1937年的出版。因此，马克·布洛赫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方面的成就并不像他在对农村的地理、科技和社会史研究（以他的著作《法国农村起源的历史》为代表）那么出色。但是，布洛赫在中世纪封建社会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封建社会》（于1939-1940年出版），则因全球性的眼光和比较的方法，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封建制度从此被视为整个中世纪社会的制度代表，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表现在其社会和文化发展特点上。

马克·布洛赫死后（他于1944年被纳粹分子枪杀），《经济社会史年鉴》对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的研究渐趋衰落，因为它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和他后来的继承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更是热衷于研究早期近代的历史。1967年，雅克•勒高夫和埃曼纽•勒洛瓦•拉杜里进入了该《年鉴》的编委会，成为该杂志主编中极富影响力的人物。在70-80年代，他们的主要兴趣仍是以全球性眼光来研究中世纪历史，其中对于知识和文化方面的研究占主导 [2] 。1970年以后，在法国学院任教的乔治 • 德比成为法国史学界著名人物，于是，他和勒高夫积极倡导“总体史”（histoire totale），从此再也不涉及经济史研究，而全力以赴地研究文化史和中世纪盛期人们的“心理状态”（mentalités）。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人们对经济史研究的兴趣之增长，对中世纪经济史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起色。其典型表现，是人们将现代经济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中。即采用了统计学和量化的手段（数学的方法）去研究经济发展的循环和危机。因此，只有晚期中世纪（14-15世纪）的经济史才能适应这种研究方式。因为只有在这两个世纪中，我们才能掌握一些统计资料，如地产管理的文件和会计簿，价格变化的记录等，但这也是十分有限的，更很难谈到“完全的统计资料”。 [3]

与此同时，这两个世纪也表现出了经济和社会及政治方面的深刻危机。在20世纪30年代危机（新马克思主义者把它解释为资本主义的危机）的影响下，经济史学家们也关注同样的危机现象，特别关注所谓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期的危机。

最后，晚期中世纪经济历史越来越同早期近代的经济史相联系，人们认为晚期中世纪的经济历史是为早期近代时期做准备，而它与此前的所谓中世纪盛期（11-13世纪）经济历史的联系则越来越被人们忽视。因为对于晚期中世纪时期来说，一些经济现象的长期的、中期的或短期的运动，都可以在许多地区找到合理的记录，学者们可以据此而强调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同和相同之处。对于这一时期经济史的研究，也促进了人们对中世纪考古的研究，首先，一处晚期中世纪的败落的村庄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开始研究这种败落现象。可能是由于这一现象的发现，特别是一些农村的资料对于一些历史学家来说比较容易看到，于是，人们开始背离亨利•皮朗的研究方向，把他们的研究重点放到了农村而不是城市。

关于中世纪晚期危机的争论于20世纪50-60年代在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者（R.Hilton ，E.A.Kosminsky）与所谓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如影响较大的德国经济学和历史学家Wilhelm Abel和著名的Postan，但波斯坦并不参与这一团体的活动）之间展开。 [4] 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强调人口统计学方面的数据是11，12和13世纪经济扩张和晚期中世纪经济萎缩的最重要原因。他们使用的当然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即人口的增长如果超出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承受能力，就会出现饥饿、瘟疫和战争，从而使人口数降至人类物质财富所能承受的水平。另一方面，新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由晚期中世纪向早期近代转型，特别是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时期的经济变化，是由于农业生产者与非农业生产者（贵族、僧侣、城市市民）之间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因为非农业生产者是剥夺者。就这样，新马克思主义者以这种概而括之的模式，批判了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人口理论。

20世纪70-80年代，这种争论在所谓“布莱内尔争论”中复活了。 [5] 这种争论开始发生在英国历史杂志《过去与现在》（创刊于1952年）上。1976年，罗伯特•布莱内尔（Robert Brenner）在该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是这一争论的导火索。为了解释英国在18-19世纪的工业领先地位，他把历史推到太远的中世纪。他认为，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最基本的区别是由于它自中世纪以来就发展了与欧洲大陆完全不同的社会阶级结构。于是，许多中世纪经济史学家对此提出质疑，其中法国中世纪史学家居伊•布瓦（Guy Bois）的反响最为典型。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写了一部论及晚期中世纪东诺曼底的封建主义危机问题的著作，于1976年出版，书中，布瓦强烈抨击马尔萨斯人口论，主张生产力决定论 [6] 。

最后，无论是马尔萨斯论者还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世纪晚期农业生产能力和农产品产量的悲观的估计，在近年的研究中，都被抛弃了。因为近些年来，人们对于农业技术的进步而发掘出的生产潜力有了更乐观的估计。特别是农业技术的变化，家畜的重要性，农业耕作方式及农耕区的改革，以及它们对提高农产量的积极作用不仅完全改变了人们对晚期中世纪农业的看法，也改变了人们对于面对人口增长和商业活动挑战的12-13世纪欧洲农业情况的基本认识。 [7]

奇怪的是，直到近期，对于晚期中世纪农业情况的讨论仍没有促使人们去对14-15世纪之前的时期进行研究。要解释这一现象是有难度的。人们可能考虑到那些一度将那些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视为珍宝的中世纪学者不会喜欢它；也可能考虑到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对立（对这种对立的认识多少有些夸张）；或是将农村和城市历史的对立无限夸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历史学家认为，在晚期中世纪之前的时期，除了亨利•皮朗和他的同代人写的城市史，就没有什么东西可研究了）；最后，也可能是由于早期中世纪的史料的欠缺。

无论如何，在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影响下，当历史学家开始关注晚期中世纪经济变化之前，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们已经开始关注中世纪盛期（11-13世纪）人口的增长和因此而发生的城市的兴起和繁荣。亨利•皮朗是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家最著名的学者和这种理论的最杰出的解释者。这位第一代经济史学家注意到了11-12世纪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的兴起，从而批评了所谓“黑暗时代”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加洛林王朝时代（8-9世纪）是经济发展的低谷。因此，没有多少人注意5-10世纪的经济发展特点，当然，也意识不到这一时期可能发生的变革。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是一个衰落和停滞的时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因此，人们（主要是法制史学者）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早期中世纪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研究它的阶级情况，即其社会如何被分为贵族、自由人、佃农和奴隶等阶级；研究它的统治阶层之间的封建关系，以及他们在国家管理和财产权力（自由地、采邑和租地）方面的作用等。在这种定向的研究模式下，法制史学家们认为，封建时期只有一种现象能够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此即庄园。这是中世纪早期最广泛的土地占有形式和生产组织及剥削形式，在这类庄园里，大部分庄民都直接为他们的领主服务，最早只是奴隶，后来小土地所有者和原来的奴隶也成为被奴役阶级。他们自己有着一块极小的份地，同时为领主服役。皮朗和他的同行们视早期中世纪的庄园为“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经济形式，不需要货币，也不需要贸易。

对中世纪早期经济的这种解释，在皮朗的遗作《穆罕默德和查理大帝》中表现得格外突出（1937年出版）。该书揭示了影响国际贸易的外部情况，这种贸易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无论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看都是这样。皮朗认为，7-8世纪阿拉伯人对西地中海的征服和控制不利于地中海经济的发展，因为它几乎完全遏制了西欧与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来往，而这种贸易来往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还持续了两个世纪。而对于中世纪早期经济发展有利的因素是10世纪维金人对北欧侵略的结束。

对于7-11世纪西欧早期中世纪经济的这种解释，引起了世界各地学者的争论，这一争论一直持续到10世纪。在多数情况下，皮朗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都注重讨论一些细节和小的事实出入，但是只有少数人提出了新的完全不同的看法。最典型的反对意见是莫里斯•伦巴德（Maurice Lombard）提出来的，他认为阿拉伯人之征服地中海对于商业的货币金融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他的意见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卡罗•奇波拉的文章“L’economie politique au secours de l’histoire”（载《经济-社会-文明史年鉴》1949。4）则对这一争论发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在过去的20年内，对于早期中世纪的经济史研究还是有了新的起色。人们开始关注于研究农业、经济和工业诸方面因素，更多的注意早期中世纪经济现象变化的特点，与以往人们对于早期中世纪经济的认识形成明显的对照。他们不是像近代学者们那样，在政治或军事等外部力量中去找发生这种变化的外部原因，而是从中世纪早期社会内部中去寻找变化的动力。这种观念是从人们对古典庄园的出现和发展范围进行研究时开始出现的，这些庄园曾被以前的学者们认为是加洛林王朝的典型模式。学者们的研究证明，这种经营农业的方式只是在加洛林帝国中部比较普遍，即分布在卢瓦尔河和莱茵河之间，围绕着巴黎和亚琛的轴心地区大致如此，而且，它的管理方式也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对于封建庄园的这种有限的地理和历史的分布现象，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王室、教会和贵族的地方权力所致，并不是由于缺乏区域间的贸易和交换才出现这种自给自足型的经济模式。后来，学者们基本肯定了这种新的认识的合理性 [8] 。与此同时，让-皮埃尔 • 德沃罗伊（Jean-Pierre Devroey）十分肯定地强调，法兰克王国腹地的庄园并非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后来的皮埃尔 • 杜伯也强调了意大利庄园的这一特点。

于是，这两位作者奠定了关于加洛林朝是处于经济发展和增长阶段这一新理论的基础。在最近的一次经济史学术研讨会上，上述观点得到了多数当代知名学者的赞同。但是惟有罗伯特•弗歇（Robert Fossier）反对这一观点，他仍然坚持传统的悲观看法 [9] 。也许，对于东欧晚期中世纪时所谓“再版封建制”和劳役地租现象的恢复，以及经济增长状况的比较研究会促使人们对西欧中世纪早期经济史研究投入更多的力量。

最近几十年内中世纪考古事业的发展，使人们能对早期中世纪经济发展形势进行乐观的估计。在人们对所谓的“前城市居民区”进行考古时，其遗址中出现了不少商品，包括城市的及乡村的产品，而且在农村，也有许多家庭生产专供出口的手工业产品，这使得历史学家们不得不意识到他们所掌握的书面材料的局限性。这些材料不仅使历史学家们重新审视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关于中世纪城镇和乡村庄园制的认识，而且也促使他们重新阅读自己过去的资料和文章，比照中世纪考古的新发现，重新编写和解释这些理论。显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合作是相当必要的，只有他们能够互相学习，学会使用对方的资料时，才可能避免片面性。

另一方面，对于中世纪中期，即11，12，13世纪的经济史的研究也长期被忽视。其原因前面提到一些，即博学的学者热衷于进行全面的史料批评，而不屑于去研究中世纪早期的资料，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们又致力于研究经济理论和晚期中世纪时期的计量学研究。人们很难找到13世纪以前的，关于经济活动记载的严格的计量学意义上的资料，在欧洲大陆尤其如此。同样地，企图使用经济循环增长理论来处理这些资料则更难了。因此，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即联系晚期中世纪和12世纪间的最重要的接续时期的研究被忽视了。于是，人们经常将一些早期和中期中世纪时发生的农业生产方面的改革，说成是14-15世纪的事。

另一方面，皮朗等第一代经济史学家对11、12、13世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手工业和大城市的发展方面，却很少关注农业的情况。尽管对于农村的研究更有利于表现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的影响和作用。而且，研究这些世纪农村历史的学者，也很少能像研究商业贸易的学者们那样占有丰富的资料。由于这样一些原因，从20世纪30年代起，经济史学家们开始研究农村经济，而此前，农村几乎只是法制史学者们的阵地，他们并不关心农业的发展和变化。此外，由于人们在研究中世纪晚期经济时，发现了经济的农村化，加之在马克·布洛赫的小册子“法国农村历史起源的特点”和《年鉴》杂志的推动下，人们开始集中研究中世纪的农业，而且其研究的兴趣多集中在历史地理和农业技术方面，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跨越了更多的领域。

于是，对于历史地理、考古学和科技史等空白领域的研究，以及对于与之相关的农业居民问题的研究，开始有了深入的发展，其典型的代表作是M.Aston和C.Dyer的《中世纪英国的农村居民》（1989，伦敦）。同时，对于城市考古、城市的地形结构及中世纪城市发展的研究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是，11、12、13世纪经济发展的原因仍然是未知领域，尤其是在人口统计学方面的研究更是欠缺。其中最难弄清楚的问题是，中世纪欧洲农业的发展是自1000年后突然出现的，还是自加洛林帝国后慢慢持续发展起来的。

最早的假说，即皮朗等第一代经济史学者提出来的理论，更强调经济发展的外部原因，特别是政治因素。这一理论，近年来从几个方面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其一，人们同意，9-10世纪的技术革命应该归因于当时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乔治•德比的著作中之片断，以及林恩•环特Jr的著作，都成功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但是，目前来说，他们的观点已经被超越了。

其二，人们同意，这种技术的革新，是由于11-14世纪的人口增长，使得人们的食品供应情况有所改善。这一观点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们所积极赞同，尤其是波斯坦。

其三，即最近的解释，是由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来的。其代表有皮埃尔•博纳西，居伊•布瓦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如托马斯•比松等。这一解释寻求公元1000年前后之社会之重要变革的深层原因，即人们所说的封建革命。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加洛林的社会法制结构的突然瓦解，而这个法制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制约。这个所谓封建革命是指10世纪末农民摆脱农奴身份，得到短期解放；此后不久，又发生了11世纪的贵族暴动。这种暴动将使农民重新沦为新形式下的农奴，而且将产生新的，以城堡为基础的权力关系。这些城堡成为所谓公共（banale）财产，封建诸侯、领主的统治核心。脱离了中央集权而独立的贵族们有从农民身上榨取剩余价值，有了自己的经济实力，于是，从11世纪以后，经济生活有所发展。

对这一理论阐述最完善的要算是居伊•布瓦，他在自己为南勃艮第一个村庄卢尔南德写的专论中，描述了一个经济模式，他认为这种模式有代表性。因此，毫无疑问，他的这部著作受到了多方面严厉批评。但是，对于这本书的讨论确实引起了人们对于11、12、13世纪经济持续发展原因的关注。与此同时，所谓封建革命开始于1000年代的问题，也引起了法国历史学家的关注，但他们并不真正关心经济史方面的问题或是社会历史原因之类的问题。

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接受欧洲的经济自加洛林时期以来一直没有中断持续发展的看法时，90年代一位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巴特罗缪在他的一则书评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同意加洛林时期有一个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时期，即，8-9世纪间，加洛林社会不仅经历了一个文化的繁荣——人们所说的加洛林文艺复兴，而且经历了经济的增长，在农业和贸易及手工业方面都是如此。尽管这一经济增长不像11、12、13世纪那样引人注目，但是，它的确是有生命力的。甚至居伊•布瓦也不反对加洛林时期经济发展的说法，他也感觉到他的经济并非持续发展而是有中断的理论很难自圆其说。

更有甚之，关于11、12、13世纪人口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是自加洛林时期以来持续发展的还是有中断的这一争论，竟然冲淡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本身情况的关注。但是，在英国，却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主要代表是迈克尔•波斯坦和雷金纳德•雷纳德，他们注意到了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早期农业发展方面的一次倒退现象，这是有违于整个欧洲大陆的实际的。在农业方面，总的方面应该是，自11世纪以来，大的土地所有者们在货币经济的影响下，慢慢地放弃了直接剥削的方式，而转而成为收货币租的租地主。这一点，马克·布洛赫在他的《法国农村历史起源的特点》中已经描写得很清楚了。90年代，Werner Rosener的著作中则以更多的资料描述了这样的情况。从这一著作中，以及其它涉及宗教产业的专著中可以看出，那种认为欧洲的经济自11-13世纪间一直不停顿地持续发展的观点之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资料和对于相应资料缺乏研究的结果。在英国，则不是这种情况。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波斯坦、雷纳德和其他人能够以详细的数字肯定在12世纪后期的英国，发生了一次大地主的逆向运动，其目标是要重新采用以往曾经使用过的强制性劳役或雇佣劳动的方式直接开发其地产。大地产主们希望能在谷物价格爆涨时分得自己的一杯羹。，然而，在这些英国的历史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这些问题之前，学者们曾经认为，只有那些新的修道院团体，如西多会（Cistercian）和普雷蒙特雷修会（Premostratensian）才能够推动这样的逆向运动，因为他们就是在使用俗家信众和雇佣劳动者经营其地产。但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的研究认为，这些新的修道僧团并不能独立地推动一个历史过程。 [10]

然而，直到现在，对于11-13世纪期间经济发展问题的直接的研究，尤其在涉及土地的统计，城市的人口统计等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开始。英国由于它拥有许多早期的资料，是个例外；在英国，学者们已经对于1000-1300年间的市场、出口、商业活动和货币制度及农业的个案问题付之于特别的关注。相应来说，在欧洲大陆这类活动较少，Gerard Sivery 在这方面的努力曾遭到人们的怀疑。而且，即使Robert Fossier最初曾以贵族们掌握的文件描绘了人口统计学和家庭结构方面的发展，但对其研究成果的使用则须慎重。

由于资料的短缺，使得人们把中世纪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放在对14-15世纪历史的研究上。至于14世纪以前的历史，则基本停留在描述和计量方面。但这并不等于在否定人们的研究。目前，对于经济史的计量研究已经盛极而衰，对个别人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普通民众的表现和习俗的研究正在复兴。从对中世纪社会经济的抽象研究转向更具体而有形的中世纪世界的研究，使人们将纯粹的社会史研究从经济史研究中分离出来，而在以往，在经济社会史领域，人们对社会史的研究总是不大重视。这种新的社会史研究，摆脱了传统的对中世纪社会从制度和法制的角度划分阶级法制群体层次的研究模式，而更趋向于全球史的观点，即相信中世纪社会既存在于物质世界的层面也存在于精神世界的层面。 [11] 这种新的研究模式更适合于对物质文明和历史地理的跨学科研究。社会史主要是将历史资料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而历史地理学则主要是研究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土地和自然环境，包括农村和城市，而且特别关注人们的住房，而居民区和城市的考古研究将为这一学科提供数据。同时，专门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世界和思想世界，特别是专门研究中世纪人们的婚姻观念、性观念和道德观念等的历史人类学科，也为中世纪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样，一个新的学科，家庭史的研究，虽然在其获得普通民众的可靠资料方面遇到了困难，但也再迅速发展繁荣。至于经济史研究本身，人们已经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作为消费者的普通民众身上，即更关注他们的物质需要，而不是把他们仅看成是生产者。最后，在对于中世纪人群的研究中，不仅把他们视为生产者，也把他们视为消费者的立场，使得我们更容易找到他们的生活标准，即使不可能了解数个世纪的情况，至少也能了解一些具体历史时期的基本情况，这对于中世纪物质文化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对中世纪社会研究的新的模式，因它的全球主义眼光，因为它囊括了各种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包括考古学、地理学、人口学和人类学等等的研究成果，而远胜于仅从纯经济史角度来研究中世纪社会。这种模式也可以从中世纪以后时期的，已经证明是卓有成效并有可能与之进行对比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中获益，因为，除了在经济学领域外，使用一些数据并不是最重要的标志。另一方面，这种新的多学科交叉的社会经济史将在中世纪文化、文学、艺术和知识的研究方面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它将有助于对整个中世纪文明史的研究，而且，它必将是整个中世纪研究的最终目的。

然而，这种对于经济社会史的重新定向并不因人们将经济史从社会-人类学历史中分离出去而终结——在其种程度上说，这种分离已经发生，一方面是对于计量学的逆向运动，另一方面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精神发展的结果，这种精神不再重视物质因素而更重视精神因素。也许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们（其著作已经翻译成多国语言）如乔治•德比（Georges Duby）和雅克•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等人也无意识地推动了这一精神的发展。

这种全球性的眼光并不是全新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呼吁开创一种“新的历史”方法时，就已经在宣传它了。但是，此后，历史学家企图求助于社会学家的帮助，希望他们能够为这一新的思想提供现成的结果。例如，由于现代人口统计学的日新月益，历史人口统计学也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历史学家的这一希望却落空了，由于社会科学经常倾向于远离历史，因此基本不能在按老一套程序处理其资料时给历史学家提供现成的结论。只有当历史学家开始理解到，促使各社会科学学科在历史研究中实现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必须依赖于历史学家自己，他必须将这些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变成自己的有用的工具时，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 本文编译自Adrian Verhulst，《中世纪历史杂志》23卷，第1期，1997。

[1] 芬克：《马克·布洛赫，他的历史学生涯》，1989年，剑桥出版社。

[2] 他们的代表作有：勒高夫：《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勒洛瓦：《蒙塔尤，一个法国农村中的卡塔尔派》（该书商务印书馆已经有了译本。——译者注）

[3] 见奇波拉：《历史与经济之间，经济史导论》（1991年，伦敦），第77页；亦见奇波拉：《欧洲经济史资料》，第2卷。

[4] 见R.H.希尔顿：《阶级斗争与封建主义危机》（伦敦，1985年）；波斯坦《中世纪农业和中世纪经济的一般性问题》（剑桥，1973年）

[5] 见阿什顿和菲尔宾主编：《布莱内尔争论，前工业时期欧洲的农村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剑桥，1985年。

[6] 见该书英文版：《封建主义的危机》（剑桥，1984年）

[7] 见B.M.S.Cambell：“13-14世纪英国农业的进步和倒退：近期研究的结论”，见J.-M.Duvosquel和E.Thoen主编：《纪念Adriaan Verhulst文集，中世纪欧洲的农民和市民》。

[8] Villa-curtis-grangia,Landwirtschaft zwischen Loire und Rhein von der Romerzeit zum Hochmittelalter, ed.W.Janssen and D.Lohrmann ( Munich, 1938 );Le Grand domaine aux epoques merovingienne rt carolinggienne,ed.A.Verhurlst(Ghent, 1985);W.Rosener,Strukturen der Grundherrschaft im fruhen Mittelalter,(Gottingen,1989)

[9] La croissance agricole du Haut Moyen Age.Chronologie, modalites,geographie(Auch,1990)

[10] 见A.Borst,Levensformen im Mittelalter(Frankfurt A.M./Berlin,1973);R.Delort,La vie au Moyen age(lausanne/Paris,1982): H.-W.Goetz, Leben im Mittelalter(Munich,1986);R.Fossier,La societe medievale(Paris,1991).

[11] E.J.Hobsbawn,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Daedalus,100(1971),20-45;reprinted in Theoretische en methodologische aspecten van de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schidenis,ed.P.A.M.Geurts and F.A.M.Messing ( The Hague,1979),86-108;The New History: the 1980s and beyond,Studies in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ed.O.Zunz(Chapel Hill/London,1985) H.Soly,Geschiedenis in de jaren tachtig:wetenschap of verhaal,in Cultuurwetenschappen in beweging,ed.Th.Vebckeleer and W.Verbeke(Leuven/Antwerp,1922),25-56.

（本文原载《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下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

西欧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