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翻译家”戚国淦先生

夏继果

2002年10月15日，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在北京举行“庆祝中国译协成立20周年暨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对176位翻译家提出表彰并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戚国淦先生是首都师范大学惟一获得此项殊荣的专家。这是对先生几十年翻译事业的充分肯定，先生正是这样一位“皓首穷经，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献给翻译事业”的资深翻译家。

先生好像与翻译事业天生有缘。从事翻译首先要有深厚的外语功底。早在北京三中读书的中学时代，先生就为日后的翻译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那时，教他英文的李冠英老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还出版了专著《句子的分析》。英语与汉语不同，常用连词、介词、分词短语和由关系代词、关系副词引出的各种从句组成长句。初学英语者常常为此所困扰，而拆分句子正是李老师所擅长，他循循善诱的讲解让学生们把看似一大片的英文分成了一个个的短句，其意变得清晰明了，使学生充分感受到学习英语的乐趣。不仅如此，李老师还要求学生进行充分的课下预习，遇上合适的内容就找学生在课堂上向大家讲授，据戚先生讲，这种教学方式使同学收获甚大。戚先生18岁考入国立北京大学西语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南迁，先生因病留京，第二年投考燕京大学，以第一名录取，先入外国文学系，后转入历史学系。如果算上李冠英老师带给的师大英文教育方式，先生实际上受到了当时京城三所著名学府的外语教育。这种经历的优势早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期就充分显现出来。先生的试译是在翁独健先生的课堂上开始的。翁先生因材施教，让戚先生翻译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题为《中亚细亚》(La?Haute?Asie)的论文，供班上同学参考。译稿深得翁先生赏识，也引发了戚先生的兴趣。燕大期间，戚先生还曾翻译过丁尼生的诗《鹰》。（注1）

文学家萧乾说过：“就文学翻译而言，我认为理解占四成，表达占六成。”笔者以为，这一道理适用于所有翻译。搞过翻译的人往往有这样的感觉，原文的意思都已经非常清楚了，可就是脑中的汉语词汇不听调遣或者没有足够的词汇储备，不知道如何用准确的汉语表达出来。就是说，从事外译中对汉语水平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戚先生出身书香门第。4岁起就从母学唐诗，从此培养了对诗词的喜好。由于家中多藏书，上学后，先生在课余对四部多所涉猎，因而国学根基颇为扎实。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先生曾选修邓之诚教授的明清史研究课，上课地点就在邓府。借此课，先生通读了《明史》。另外，邓教授藏书极为丰富，其中多为善本，先生从中受益良多。这种学贯中西的学术底蕴造就了先生后来那些译笔信实、文字典雅的译著。

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成立之初，由于世界中世纪史课程无人应承，本来有志于专攻明清史的戚先生只好自己承担。当时，世界中世纪史是一门新设置的课程，同行前辈留下的遗产不多，可参考的只有两三种译自俄文的书籍。恰逢此时，世界史学界正在酝酿制定“十二年远景规划”，先生的老师齐思和教授鼓励先生承译一些项目。先生雄心勃勃，打算先以中世纪史开端为始，争取译出一系列的中世纪史名著。先生与翻译出版事业正式结缘了。

先生最初选定的翻译书目是《查理大帝传》和《法兰克人史》。翻译的进行并不顺利，其中的艰辛超出了想象。在那样一个时代，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先生在讲课之外还兼任行政工作，很多时候翻译是在往返于西单（先生当时住在西单西绒线胡同）和学校的公共汽车上进行的。在完成《查理大帝传》后，《法兰克人史》只能与老伴寿纪瑜女士合译。两书稿接近译成时，四清运动开始，译稿深藏箧中才侥幸躲过了文革灾难。文革过后，学术的春天到来，两部译作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它们如久旱的甘霖，滋润了世界中世纪史这片干涸的园地。《查理大帝传》多次再版，台湾还出版了直行繁体字印本。除此之外，先生还与人合译了《西方的没落》、《黎巴嫩简史》等。

长期以来，人们把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当成翻译的基本原则，指导翻译实践和教育学生。戚先生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认为做到这些还不够，翻译还应当传神，努力体现原著神韵，即，在“信、达、雅”外还应当加一个“神”字。《查理大帝传》包括查理的两种传记。一种为艾因哈德所撰，另一种为圣高尔修道院某佚名僧侣所撰。两种传记显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艾因哈德深受查理宠信，绝大部分时间呆在查理身边，掌管秘书，参预机要。在写作的过程中，艾因哈德刻意模仿古典著作，真实地记录查理的一生。因此，他写的传记是一种典型的西塞罗传统的拉丁散文文体。中世纪早期，教会垄断了历史的编纂工作，历史著作充斥着宗教迷信，成为天主教神学的仆从。查理大帝死后，一些虚构的武功和捏造的神话归到他身上，越来越神圣化，到12世纪完全变成了一个圣徒。圣高尔修道院僧侣撰写查理传记，正是这类传说开始流传的时候。他以更多的篇幅载录了这种荒诞不经的故事，充满了奉承夸张之辞。面对这两种不同的文体，戚先生认真揣摩，仔细比较，把作者的“神意”用确当的汉语表达出来。

眼下英语教学通行“听说领先”，但在戚先生看来，要想从事翻译，还真得抠一下语法，否则，当面临复杂的英文的时，会有手忙脚乱、无处下手之感。翻译《西方的没落》时，经常遇到二、三十行一句话的现象，由于北京三中时期所得的英语句子拆合之真传，先生并没有感到任何困难。先生曾这样来比喻：就好像有100人站到这儿，乱七八糟的，我把你编成好多小队，按照我的思路一站，中文句子就出来了。

除亲自翻译外，戚先生在文革后不断地参加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历史门类的选题规划、代审稿件、查阅史料、撰写译序等活动。几乎是有求必应，有召必至。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撰写译序。为名著写序殊非易事，必须细读原著，掌握要点，汲取精髓，还要广泛收集有关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生平的资料，也要了解后世关于该书的评论，然后才能形成自己的评价。先生的译序正是在这样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观点独到，见解精辟，可谓上乘的学术论文。先生撰写的中译本序共计八篇，这些译著大部分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别是：《查理大帝传》、《法兰克人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英吉利教会史》、《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传》、《佛罗伦萨史》、《神圣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衰亡史》（注2）。这些译序向读者打开了阅读原著的门径，作者与读者因此而贴近了。《人民日报》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世界精神公园”，并赞誉戚先生为此倾注了大半辈子心血，而先生却自称是其忠诚的义务“灌园叟”。

 

注1：见戚国淦：《灌园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1页。

注2：参见《灌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