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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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汇集世界史特别是研究转型时期问题的各博士、硕士点研究生的习作、课堂讨论及学位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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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盖尔是否真正归来——微观史研究中的《马丁·盖尔归来》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0级史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张娟

内容摘要: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新文化史代表人物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参与法国电影《马丁·盖尔归来》的拍摄工作后,于1982年出版了同名历史著作,并因此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蜚声大作。在《马丁·盖尔归来》这本精练的著作中,戴维斯以微观的视角叙述了一个16世纪法国南部小山村农民冒名顶替的故事,以当事人的生活和心态为基础考察了身份认同与阶级关系的形成与互动过程,揭示了宗教改革背景下,16世纪的法国乡村农民的希望与情感,以及夫妻之间、家庭之间的关系等,阐明了妇女的意识、心理、情感的变化及其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村民的谎言与自我重塑等问题。戴维斯带有人类学理论关怀的写作手法及“小问题,大历史”的生动叙事形式呈现给我们一幅形象的16世纪法国乡村生活画面。因此,《马丁·盖尔归来》与意大利史学家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和法国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一起,被称为西方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典范。本文试图从微观史研究的视角对“讲故事”的《马丁·盖尔归来》予以重新解读。

关键词: 马丁·盖尔 微观史学 叙事

新社会史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史学界达到鼎盛时期,其弊端也不断显露,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它在欧美各国遭到包括性别史、日常生活史、微观史、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等在内的许多新史学方法和观念的挑战,这些统称为“新文化史”。 作为一种史学新趋势,新文化史在研究内容、写作策略、研究方法上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强调微观叙事手法的运用,以微观的视角去建构宏观的历史。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指出:“新文化史学的历史学家大多认为,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他们至少有某种自由的边缘,至少在日常生活和就长时段而言影响历史的趋势,他们的行为表现了自己的特点。” 新文化史将其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传统的精英文化转向了大众文化,并将注重研究社会精神领域的文化史同注重研究社会结构和具体社会问题的社会史结合在一起,使两者互相补充。

新文化史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对于微观叙事手法的强调。作为新文化史潮流下的一种研究视角或方法,微观史首先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意大利,其代表人物是卡洛·金兹伯格、乔万尼·列维和卡尔洛·波尼等历史学家,随后其影响范围逐渐波及欧洲其他国家,成为一种具有国际性的史学新趋势。微观史学是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意大利史学家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法国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以及美国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都是微观史学的经典之作。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 ,书中的主人公磨坊主麦诺齐奥虽是一个普通村民却具有与众不同的世界观:把宇宙看成是一块乳酪,又被虫子咬得遍体是洞。作者认为麦诺齐奥独特的世界观是受长期遗留下来的下层文化的影响才形成的,并以此剖析当时通俗文化的底层是如何理解基督教经典的(常将魔鬼的名字与圣母玛利亚相混淆)。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 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对一个山村的异教徒长达一年多的集体审讯材料的研究,生动地描绘了14世纪初法国南部山村的生活,勾勒出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和心态。而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则是利用发生在1540年法国朗格多克乡村的一个传奇故事写成的,较前两部著作而言,更具有独特性和离奇色彩。该书通过讲述一个冒名顶替的生动而又离奇的悲喜剧故事,将读者带到了16世纪的法国乡村社会,为我们展示出法国下层农民的生活状况、经济活动、宗教信仰、家庭婚姻关系以及当时的土地制度、财产继承关系、司法体系和审判制度等。

《马丁·盖尔归来》是在法官让·德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及纪尧姆·勒叙厄尔的《图卢兹冒牌马丁的奇妙的故事》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写作的,讲述了一桩离奇的冒名顶替的案件——在16世纪40年代的朗格多克,一个富裕农民抛妻别子,舍下家业,一去多年,杳无音信;后来,他回家了(或者说,人人都以为他回来了),然而,在三、四年美满的婚姻生活后,妻子却又说她被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给蒙骗了,于是将他送上了审判席。到最后一刻,就在那个男人几乎让法庭相信他就是马丁·盖尔时,真正的马丁·盖尔出现了……戴维斯在埋头考证研究档案材料的同时,并未仅停留在这一离奇故事的表面,她有着相当明确的问题意识。她想要证明这三位年轻的村民的冒险活动,与其邻人们更为平凡的生活经历其实相距不远,而其中那位冒名顶替者的伪装跟创造个人身份的更为常见的方式也有关联,而且下层民众与上层人文主义者之间存在着罕见的命运相似之处。

可以说,作者将这一桩离奇的案件看作是一个“历史实验室”,在这里,戴维斯得到的不是证据,而是更多的可能性:农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正如马丁·盖尔所做的那样;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进行自我塑造,恰如阿诺·迪蒂尔的所作所为——他采取了冒名顶替的方式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和一段新的生活;普通的乡村农妇在遭遇了不幸的婚姻后,面对“爱情”也可作出自己的选择——在马丁·盖尔离家之后,贝特朗独自承受着来自其内心,家庭及社会的压力,在等待的时光里,为保证自己的良好声誉,一直“恪尽职守”,“马丁·盖尔”的归来似乎结束了这一漫长的、痛苦的等待,给贝特朗的生活带来了爱情和希望,但当拖着一条假腿的马丁·盖尔出现在法庭上时,这一切均告结束,贝特朗的生活又归于空虚与平静;同时,整个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让·德科拉斯这一精明的法官也是不可或缺的——他发现自己与那个思维敏捷,记忆力超群的精明的农民“马丁·盖尔”之间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可以说,《马丁·盖尔归来》通过微观叙述的方法将主人公与他们生活的周遭社会联系起来,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元的场景,亦引发我们多维度的思考。此处仅从身份的认证,妇女对待婚姻与爱情的态度以及谎言与自我塑造三个层面进行阐释。

一、身份的认证

在中世纪西欧社会,“身份认证”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戴维斯通过对真假马丁案的叙述,对身份认证问题作了细致的分析。《马丁·盖尔归来》一书中,第五章——私定的婚姻,第七章——里厄审判,第八章——图卢兹审判中均对身份认证问题有所论述。阿尔蒂加人接纳新“马丁”的过程大致相同——“马丁”叫出别人的名字,和他们打招呼,要是他们看起来没认出他,就跟他们聊在十年或十五年前大家一起干过的事。通过如此简单的方式,阿诺·迪蒂尔成功的完成了身份重新塑造的第一步。作者进一步指出:“家庭和邻里一开始接纳新马丁的理由,首先是由于阿尔蒂加需要他,作为继承人和一家之主,‘马丁·盖尔’回归原位;其次,他回家的消息事先就传开了,人们轻易就将他当成马丁·盖尔了。他咄咄逼人的口吻和准确的记性,也加速了这一确认的过程。千真万确,他和离家出走的马丁还没有长到神似的地步。但盖尔家也并没有画过他的肖像,可以借此来记起他的相貌,而且男人年纪大了要发福,农民在从军几年后长相发生变化也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样阿尔蒂加便打消了疑虑,接纳了这位归来的“马丁”。

当皮埃尔·盖尔与“马丁·盖尔”发生财产纠纷并以冒名顶替罪将其告上法庭时,“身份认证”再次成为法庭审判急需解决的问题。在16世纪的法国,冒用别人的名字和资格行骗是一件严重的罪行,要是罪名成立,他可能被判刑。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下如何成功的进行身份认证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马丁·盖尔归来》中写道:“由于事关一个人的名誉和生命,人们认为证据应该是确凿、不容置疑和比白昼还清明的。但在一个没有照片,罕见肖像,没有录音机,没有指纹,没有身份证,没有出生证明,教区还没有按常规进行记录的时代,人们如何准确无疑的确认一个人的身份呢?你可以测试那人的记忆,尽管他受过相关训练的可能性终归是存在的。你可以请求目击证人来指认他,而且希望他们能做到准确、诚实。你可以考虑他脸上和身上的特殊标记,但只有当目击证人记得以前那人时,方可确立它们的重要性。你可以观察他长得像不像家里的其他人,你可以检查他的笔迹,但前提条件是他和要被验证的人都能写字,并且你有后者笔迹的样本。” 所有这些首先涉及的便是马丁的体貌特征与特殊技能,但这些均被心思缜密、记忆非凡的“马丁”化解了。

由此可见,中世纪时期要想确认一个人的身份是如此困难,但又是如此之简单,其“简单”在这位新“马丁·盖尔”身上体现无遗。这样一种身份认证的方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当时,集体记忆成为辨认某人身份的可靠证据,但是如若证人撒谎或者其记忆出现了差错将会影响犯人身份的确认,进而影响判决的结果,决定其命运。于是很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假马丁凭其超强的记忆力与信息捕捉能力获得了阿尔蒂加村民对于其身份的认同,同样的,在图卢兹审判的法庭上,拖着一条假腿的马丁·盖尔也只是因为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便重拾了自己的身份。阿诺·迪蒂尔最终以冒名顶替罪被处以绞刑,任凭其巧言善辩,最终仍无法对抗那难以名状的“集体记忆”,以悲剧收场。

二、爱情与婚姻

新社会史在20世纪60-70年代成为西方史学的显学,它突破了传统史学过分注重精英人物的做法,强调底层人物与普通人集团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正如英国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历史不是纸上的文字,不是国王和总理大臣们的活动,不单是事件,历史是普通人民,我们的人民的血和汗、悲痛和狂欢的历史。……掌握历史文明的是长满老茧的劳动人民的粗大手掌,而不是戴着手套的纤细的贵族指尖”。 在这种史学观念的影响下,妇女史研究的焦点也从精英妇女转向普通妇女。在西方妇女史学界,戴维斯是为数不多的较早倡导妇女史研究对象应该实现从知名妇女向普通妇女转变的历史学家之一。而且,在她的所有妇女史的实证研究中,戴维斯也一贯坚持对于社会底层中的普通妇女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戴维斯将焦点转向更不为历史学界所重视的农村妇女,而且她放弃了之前的侧重于妇女群体的妇女史研究方法,转而更为微观和详细地描写个别妇女的生活故事。《马丁·盖尔归来》中的贝特朗便是这类农村妇女形象的经典写照。当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同当时的宗教法规相冲突时,贝特朗陷入矛盾与恐惧之中。新教在法国乡村的传布虽给其与新马丁的“婚姻”提供了某种合理的依据,但仍无法使她的内心得到安宁。

出于家族利益的需要,贝特朗与马丁·盖尔在他们很小时就结婚了,但却未能生育。马丁·盖尔离家后,贝特朗的处境更加艰难。“她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妇,重新与她的的母亲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得不在磨坊、井边和收割时面对其他农妇。法律也没给她提供便捷的解决办法,从12世纪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采取相对宽松的态度以来,博士们坚持,在丈夫不在场的情况下,不管多少岁月流逝,妻子都没有再婚的自由,除非她握有他死亡的某些证据。至于民法的传统,占上风的是更为严厉的查士丁尼法。” 由此可见,贝特朗俨然成了一个守活寡的人,她与马丁的婚姻毫无爱情可言。但作为女性的她似乎又憧憬着爱情,此时“马丁·盖尔”的归来无疑填补了她空虚的生活。

《归来》中说道:“越过她丈夫几乎不了解她、可能还畏惧她、确定无疑的抛弃了她的那场婚姻,贝特朗梦寐以求的是一位即将归来的、却又截然不同的丈夫与爱人”,之后,“通过开诚布公或是心照不宣的协议,她帮他成为了她的丈夫。这是个她可以平和、友善而带着感情与其一起生活的男人”,而且“从12世纪晚期到1564年,根据教会法的规定,婚姻的成立产生于配偶双方的同意,而且也仅仅需要他们双方的同意;如果他们在当下的语言中视彼此为夫妇,即使在没有牧师或任何目击者,没有交换定情信物,特别是在他们接着圆了房的情况下,他们也就结为连理了,但教会不赞成这种秘密的成婚方式……新马丁和贝特朗开始对新教产生了兴趣,个中的原因可能是,甚至非常可能是他们可以从中为他们的生活找到新的存在的理由。”

尽管如此,在贝特朗的心里,她与新马丁的“婚姻”仍不具有合法性,她虽知晓新马丁的身份,但对爱情的向往使她享受着当前的生活,而且共同的宗教信仰也为贝特朗与新马丁的共同生活提供了某种精神依据(需要注意的是,真的马丁·盖尔是信奉天主教的,在宗教占据着重要地位的中世纪西欧社会,这或许是其与贝特朗情感发展不可逾越的一道鸿沟,而具有戏剧性的是新的马丁恰是一个新教徒)。16世纪的法国是宗教改革的主要阵地之一,这里曾发生了长达数年的胡格诺宗教战争(1562-1598年),新教思想在这里广泛传播,即使在乡村,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新教的教义给新马丁和贝特朗的生活带来了某种希望,那就是,“他们可以仅仅将他们的故事告诉上帝,而不必和任何人类的中介交换意见,他们自愿打造的生活,乃是上帝的天意的一部分,也许他们曾间接听说过,1545年以后,改革后的日内瓦制定了新婚姻法,在那里,婚姻不再是圣事;被丈夫遗弃的妻子,假如妻子并没有给他任何遗弃她的理由,或是做过任何错事,那么,在一年的审查之后,便可从宗教法庭得到离婚的许可,并允许再婚……” 。

纵使新教教义给他们的婚姻留有解释的余地,贝特朗仍怀着十分忐忑不安的心情与假马丁生活着,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却又十分畏惧上帝。“她想作为一位母亲和家庭妇女生活在村落社会中间,她想让她的儿子继承家业,上帝会因撒谎也惩罚他们吗?假如他们的婚姻仅仅出于私定,在她的母亲和其他村妇的眼中,她是不是一个令人羞耻的通奸犯呢?她的女儿贝尔纳会被玷污吗?因为据说通奸怀上的孩子是刻着父母罪过的标记的。她爱新马丁,但他已骗了她一次;他是否最终还会骗她一次呢?假如另一个马丁·盖尔回来了,那该如何是好?”

随着皮埃尔·盖尔将新马丁告上法庭,在一次次的审判中,在真的马丁·盖尔归来之后,贝特朗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她的爱情一去不复返了。尽管这对贝特朗来讲是一个悲剧,但在男性话语权的中世纪西欧社会,作为一名普通的乡村妇女,她已经迈出了争取自己幸福的一步,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命运的相似——谎言与自我塑造之间

《马丁·盖尔归来》一书的叙述对象是一桩发生在下层农民间的真实而又离奇的案件,但在历史上,对这一真实事件进行记录的人,即“讲故事的人”却大多是当时处于上层社会的人文主义学者。戴维斯认为,这些“讲故事的人”对案情的态度以及他们写作的文本,对了解马丁事件的全貌和性质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她不仅关注人文主义者自身的状况,还通过当时这些上层社会精英人物对真假马丁案的态度和反思,去发掘上层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之间存在的罕见的相似之处。

让·德科拉斯是参与审理此案的法官,并以马丁·盖尔的故事为素材写作了《难忘的判决》,他认为这是个最佳的案例:“证人犯错,道听途说的证据反倒正确,法官几乎被搞得一头雾水。” 这或许是当时整个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普遍困境。当科拉斯开始与假马丁接触时,无疑被马丁的能言善辩深深吸引住了。新马丁极力为自己辩护以致最终几乎令所有人都相信他就是真正的马丁·盖尔,但那个装着木腿的人奇迹般的现身法庭,证明科拉斯弄错了,站在被告席上的确实是令人憎恶的冒名顶替者,但科拉斯却没有表现出对阿诺的厌恶,他甚至某种程度上对后者表示同情和赞赏。在翻译哈德良与埃皮科特塔斯的对话——哈德良:什么是人无法洞察的?埃皮科特塔斯:他人的心和思想——时,科拉斯曾思考过谎言的危险,这位法官评论说:“确实,在人与人之间,没有比造假和伪饰更令人厌恶了,不过我们的这个世纪不幸到了这种田地,在每一个等级中,一个懂得如何提高撒谎、虚伪和伪善的技巧的人,常常是最受人尊敬的。” 可见,科拉斯在审理真假马丁案的过程中,也时常表现出对人类本性认知的困惑。

戴维斯认为《难忘的判决》是一个游移于说教故事、戏剧和悲剧之间的文本。英雄像是坏蛋,而坏蛋反倒像是英雄,故事同时以两种方式进行讲述。《难忘的判决》的核心恰是像蒙田那样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对人性的不确定性的关注其实是人文主义者的一个传统,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就曾说:“人,可以往上达到天使一般的成就,也可堕落到可悲的事物之中,作出魔鬼一般的行为。”

著名人文主义者蒙田在多年以后根据马丁案写作了《论瘸子》一文,他深刻的感受到了此案所涉及的一些更为普遍的问题: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度和理性的非绝对化,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法官对此案作出鲁莽和轻率的判决——“马丁·盖尔”或许不应被处以绞刑?蒙田也曾感叹道:“我越是频繁的回归和理解自己,我的变体越是让我惊讶,我越是无法理解自己。” 这与苏格拉底提出的“认识你自己”不无相似。

但是当谎言与自我塑造深深地契合在一起时,还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了吗?戴维斯写道:“阿诺·迪蒂尔从塞亚斯前往阿尔蒂加,他当然可以捞一票,因为马丁·盖尔的家底比他的厚。但清楚的是,在谨慎的准备、调查、记忆——也许甚至还包括排练——的过程中,庞塞特的举动已经远远超过了狂欢节游戏玩家的面具和单纯图谋财产的人的伎俩,在莱兹河畔的这个村子中,他要为自己假造新的身份和新的生活。” 当他与贝特朗一起生活多年之后,他俨然已经将自己视为达盖尔家的继承人,贝特朗的丈夫,贝尔纳的父亲了,这是阿诺·迪蒂尔欢欣接受了的一个身份,他也享受着这新的生活。在所有人看来他就是真的马丁·盖尔,这“所有人”当中很可能就包括阿诺·迪蒂尔自己,这种想法显然是危险的,可怕的。

诚然,这一谎言不仅给贝特朗带去了爱情,也为阿诺·迪蒂尔自己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这无疑给阿诺·迪蒂尔的身份重塑塑造了某些合理的因素。那么真相到底在哪里呢?蒙田认为,对难于证实而人们又相信到危险程度的事情,最好倾向于怀疑而别倾向于肯定。当戴维斯完成令人称奇的《马丁·盖尔归来》一书时,谨慎的宣称自己“或许”已经发现了过去的真实面目,人文主义者这种审慎质疑的态度着实令人钦佩。

当我们同样以一种审慎质疑的态度阅读《马丁·盖尔归来》时,最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产生了:马丁·盖尔是否真的归来?在那个没有指纹、身份证、照片等证明身份的物件,只能依靠集体记忆进行身份认证的时代,在那个谎言与身份的自我塑造紧紧契合在一起的时代,人们似乎很难获悉真相,或者无意去探究事情的真相。对我们而言,要想从集体无意识的资料中梳理出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许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史料进行细致、审慎的考证。

四、小结

微观史学是一种“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叙述和研究方法,新文化史家不再追求“大历史”或“宏观历史”的抱负,而是注重“小历史”或“微观历史”的意义,以微观视角去建构宏观事物的历史,重视下层社会的精神世界。同时,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提出了“深描”的方法与理论。“深描”的目的在于通过揭示行动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行动所蕴涵的意义。 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一书很好地运用了上述微观历史的研究视角与强调“深描”的叙事手法,作者非常细腻的为我们描绘了马丁·盖尔,阿诺·迪蒂尔,贝特朗这三个不同人物的生活经历与心理状态,并将这个故事置于16世纪法国村落生活和法律的价值和习惯之中,借助它们来理解这一故事的核心因素,并借助这一故事回过头来评论它们——也就是说,将一个传说转化为历史。戴维斯运用微观史学的生动叙事手法吸引了一大批读者,但当文学与历史发生碰撞时,她又坚定的选择了“历史”,在考证大量的档案史料基础上进行写作,并未脱离历史本身的轨迹。

在研究方法上,戴维斯实现了历时性方法与共时性方法的统一。一方面,以时间为线索,从马丁·盖尔离家,到阿诺·迪蒂尔即新马丁的归来,再到皮埃尔将新马丁告上法庭,直至一个装着假腿的人出现在法庭,新马丁被送上绞刑架,作者将马丁·盖尔,阿诺·迪蒂尔,贝特朗这三个人的生活与命运有机联系起来,叙述了一个连贯的、完整的故事。另一方面,通过对达盖尔一家从亨戴搬到阿尔蒂加的沿途经历,马丁·盖尔离家出走,远赴西班牙参军的见闻,以及阿诺·迪蒂尔从隆贝兹远赴阿尔蒂加进行身份的自我塑造等的描述,仿佛引领我们穿梭于法国同西班牙之间的各个繁荣的小城镇和宁静的乡村之间,呈现了一幅多维度的历史地图。同时,法西之间的战争及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它使得新教思想在法国广泛传播)贯穿整个故事的始终,成为真假马丁案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由此可见,戴维斯的叙述并未局限于微观层面,通过微观叙事,亦反映了一个宏观的现实,即16世纪法国的乡村生活。戴维斯的这种微观叙事与宏观分析的巧妙结合有力的回击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微观史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的偏见,很好地处理了微观与宏观,个体与社会,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以及叙事与分析之间的关系,真正诠释出“小问题,大历史”的内涵,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微观史学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时需要寻找某种例外的、独特的东西, 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无疑以其所选题材的新颖离奇吸引了我们的眼球。《马丁·盖尔归来》作为微观史学的代表作之一,以马丁·盖尔,贝特朗,阿诺·迪蒂尔三个不同人物的心态与生活为切入点进行叙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法国16世纪乡村生活的图景。一千个读者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也会有一千个马丁·盖尔。唯一不同的是,哈姆雷特是莎翁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人物,而马丁·盖尔必须要符合历史的真实。那么,马丁·盖尔是否真的归来?也许那个给贝特朗带来爱情的阿诺·迪蒂尔就是真的马丁·盖尔,也许在那个装着木腿的人出现在法庭的那一刻他就已经真的回来了,又或许是庞塞特的又一次演出……这些或许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历史研究,以期从尘封的档案中挖掘出更加真实的马丁·盖尔。历史虽不容假设,但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基础上仍留给我们无限的期待乃至想象的空间。

 

注释:
俞金尧:《与时俱进的德国社会史——读科卡的〈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科学文化评论》,2007年第4卷,第4期,第115页。
杨豫、李霞和舒小昀:《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
第1期,第146页。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lated by John and Anne Tedeschi,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埃玛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第57-58页。
同上,第77-78页。
转引自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4页。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第46页。
同上,第58-60页。
同上,第62-63页。
同上,第72页。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第123页。
转引自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第115页。
盛嘉:《〈马丁·盖尔归来〉与人文主义者》,《读书》,2010年第10期,第92页。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第137页。
同上,第54页。
夏小娜:《在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之间:戴维斯妇女史研究探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27页。
转引自夏小娜:《在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之间:戴维斯妇女史研究探析》,第29页。
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第24页。关于微观史学,张仲民:《“讲故事”的文化史研究——读“档案中的虚构”》,《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俞金尧:《微观史研究:以小见大》,《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周兵:《“自下而上”: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等均有论述。

 

(转自《小荷》第9期)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2015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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