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天  津  师  范  大  学
欧洲文明研究院
主办

本栏目介绍最新研究动态、本中心学术交流情况,并登载最新书讯和书评
书讯书评

书讯

书评




关于网站
联系我们
网站推介
站内搜索
   
     





 

首页 学术动态书讯书评
学术动态
 


评《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家庭研究》
———兼谈西方家庭史研究中的“变革与延续之争”


任灵兰


  家庭史研究最早起源于西方,它可以追溯到1861年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发表《母权论》,以及稍后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等论著的面世。但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家庭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新史学”,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强调普通人在历史中作用的“新社会史”的出现而开始受到重视,同时它也是西方社会发展变化的产物。1964年,剑桥大学成立了“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小组”(TheCambridgeGroup for Historyof PopulationandSocial Struc2ture),他们系统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技术整理人口统计数据,并运用“家庭重建法”予以考察和分析,对工业化以前英国的家庭规模、家庭结构等进行了研究。由此家庭史研究开始蓬勃发展,出现了一批极具开拓性的研究成果。1969年,该研究组又发起召开了国际性的家庭史问题比较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的《历史上的户与家》(1972年)会议论文集可以视为是对西方家庭史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也标志着家庭史研究已走上成熟与规范的轨道。至20世纪80年代末,家庭史研究已成为西方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而且时至今日仍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目光。
  在西方家庭史研究已蓬勃发展之际,我国史学界对它的了解却始自20世纪80年代。从这一时期开始,我国学者从三个方面逐步介入这一领域。一是介绍西方家庭史学的研究状况;二是翻译了一批西方婚姻家庭史学研究的著作;三是开始步入对西方家庭史的具体研究,尤其是对英国婚姻家庭史的研究有了一些成果。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我国的西方家庭史研究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表现在起步晚,发展慢,研究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研究,总之,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努力。而在此时,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傅新球博士的论著《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家庭研究》(2008年11月出版,以下简称《家庭研究》)则比较全面系统地对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中的英国家庭进行了研究。作者不仅从家庭规模和结构、婚姻模式、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等方面系统研究了16世纪至19世纪英国家庭的发展和变迁,而且还参与到西方学者关于英国家庭史研究中的“变革与延续之争”的论争中,并且充分论证了自己所持观点。本文仅从下面几方面来谈谈自己的感想。



  西方家庭史研究主要以社会学理论为指导,并运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由此形成了综合性的、跨学科的家庭史研究。从研究阶段来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家庭结构和规模的研究是西方家庭史学研究的重点,因为这是整个家庭史研究的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家庭史研究的重心则经历了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的转变。并且将家庭关系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考察,构成了新家庭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寓社会微观细胞(家庭)于社会宏观环境的研究取向使家庭研究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20世纪90年代开始,家庭史研究又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即从以往强调个人主义转而重新肯定家庭亲情和亲属网络在社会转型中的积极作用。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尤其在英国家庭史研究的众多领域:家庭人口史、家庭社会史、家庭经济史、世系血亲与家庭研究、人的成长阶段史、宗教与家庭、情态史与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过渡、性关系史等方面,西方学者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涌现出一批成果卓著的社会史大家和扎实厚重的家庭史论著。例如,L1斯通及他的《1500年—1800年英格兰的家庭、性和婚姻》(1977年)、《通往离婚之路,1530年—1987年的英国》(1990年); P1拉斯莱特及他的《我们失去的世界》(1965年)、《我们失去的世界:再探究》(1983年)、《祖先们的家庭生活和非法之爱》(1977年); A1麦克法兰及他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家庭、财产和社会变迁》(1978年)、《1300年—1840年英格兰的婚姻和爱》(1986年); E1A1里格利及他与R1S1斯科菲尔德合编的《英国人口史1541—1871》(1981年); D1L1莱文及他的《无产阶级化和家庭史》(1984年)、《繁殖的家庭:英国人口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 K1赖特森及他的《1580—1680年的英国社会》(1982年)以及与莱文合著的《英国农村的贫困和虔诚》(1979年); R1A1豪尔布鲁克及他的《1450—1700年的英国家庭》(1984年); R1特朗巴赫及他的《平等家庭的兴起: 18世纪英格兰贵族家庭内部关系》(1978年),等等。他们的研究涉及家庭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其涉及领域之广、时间跨度之长、研究的问题之多都表明了对家庭史研究的重视。在广泛、深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还产生了转型时期的英国家庭是变革还是延续这一学术论争,这一切表明西方的家庭史研究已进入相当成熟和深入的阶段。可以这样说,家庭史和人口史是数十年来英国社会史研究中进步最大、成果最卓著、最有突破性的领域。虽然说家庭史研究中仍存在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家庭史学的进步从整体上推进了历史学的发展。
  而与此相比较,我国的西方家庭史研究仅仅是刚刚起步而已,仅仅停留在介绍西方研究状况、翻译西方学术论著、初步开展具体研究的水平,笔者认为直到《家庭研究》出版前一直没有对欧洲历史上的家庭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家庭研究》的可取之处在于它首次对16—19世纪社会转型时期的英国家庭进行了系统的专题研究,拓宽了我国英国史研究的领域。
  作者着重于英国家庭史研究中产生分歧最大、最重要的几大问题,如家庭结构与规模、婚姻模式、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等,从家庭史的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界定出发,从家庭外在形式的探讨到家庭内部关系和情感的分析入手,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社会转型时期的英国家庭。全书由导论、家庭规模与结构、婚姻、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结语六个部分构成。第一章首先对“家庭”与“户”这两个相互关联但又有差别的概念进行了区分和界定。然后主要论述英国这一时期的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延续性。通过分析和比较不同阶层的家庭,作者认为,在16—19世纪这一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家庭并没有因为工业革命而出现扩展型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的过程。一直以来,小规模的核心家庭是主体。第二章对家庭赖以存在的基础———婚姻所体现出来的延续性进行分析,主要论述了英国人的择偶标准和择偶自主权及婚姻解体情况。通过对这一时期英国家庭中的婚姻进行考察,作者认为,择偶标准十分复杂,但每一阶层都不能忽视婚姻的物质和感情基础,都主张有爱的婚姻,同时也都强调经济和社会地位。在择偶自主权上,社会上层较之社会下层受到的控制更多,社会下层比较自由。还有,婚姻一旦缔结就是终生的,不允许离婚,但现实中存在非正式的婚姻解体形式。第三章主要对家庭内部丈夫与妻子间的关系所体现出来的延续性进行了阐述。作者认为,一直以来婚姻中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都体现为以“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为主导,夫妻双方都为家庭经济作出贡献。但夫妻间的权力地位关系一直都是丈夫处于权威和支配地位,妻子则地位卑微,屈从于丈夫。不过这种权力地位与夫妻感情没有直接关系。第四章则论述了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延续性。作者认为,不管什么时期,一直以来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都是以爱为主,父母对子女倾注最大的爱心,尽最大努力来抚养和教育孩子,为孩子的安危、健康、幸福而殚精竭虑,父母与子女感情深厚。
  总之,通过对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外在形式的研究进而深入家庭内部关系的分析,并将家庭演变与社会近代转型和工业化进程的关系联系起来考察,作者对转型时期的英国家庭进行了系统的专题研究。通过系统研究,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 16—19世纪英国经历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巨大变迁,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在社会巨变的冲击下也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型的变迁,非此即彼,即直接由“传统家庭”转变为“现代家庭”,而是既有变迁,也有传承,而其中延续性特征要大于变革性特征。这是因为历史的发展绝不像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社会是呈线性发展和变化的,而是有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可以说,作者的这一观点认识到了人的观念的现代化与社会习俗转变的艰巨性。



  经过几十年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欧美学者无论是在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的研究方面,还是在家庭关系以及家庭关系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的分歧和争论。主要的分歧集中在:近代以来英国的家庭结构与家庭规模、家庭关系、家庭情感史是以变化的过程为主,还是一种长期的延续?核心家庭、家庭成员间的亲密感情关系、个人独立于广阔的亲属网络等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产物,还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是英格兰从近代以来至今就具有的类型?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便形成了“变革派”与“延续派”,由此,两派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变革与延续之争”。
  以劳伦斯·斯通、伦道夫·特朗巴赫等为首的“变革派”所持观点可以概括为:在结婚年龄方面,他们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结婚年龄逐步上升①。在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方面,认为在英国社会转型时期,家庭结构和规模经历了一个由大变小、由复杂而简单的过程,最终确立了现代的小型核心家庭。而工业革命兴起以前,英国普遍的家庭形式是“家长制大家庭”②。在家庭关系和家庭情感方面,认为从十七八世纪开始家庭关系从疏远、敬畏和家长制向称之为“感情个人主义”转变,向情感为先的“亲情家庭”转变。即家庭关系从父权制家庭向一种平等的家庭体系转变③。年轻人在选择配偶时具有了较大的自主权,择偶标准也主要以感情和爱为主;追求幸福是婚姻的主要目的,而不再注重物质利益和其他利益的考虑;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更趋向于感情化;开始强调家庭的隐私性。总之,“变革派”认为,经济变化,特别是市场的兴起和早期工业革命改造了社会结构,包括家庭结构及其内部关系④。
   而以彼得·拉斯莱特、基思·赖特森、阿兰·麦克法兰等为代表的“延续派”却与“变革派”所持观点截然相反:关于结婚年龄方面,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结婚年龄并没有随工业化而呈现上升的趋势,反而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在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方面,他们认为从近代以来英国一直就以小规模的核心家庭为主,并不存在大规模扩展家庭为主导的情况。而且也没有出现一个大的、扩展型的、共同居住的传统农民家庭让位于小的、核心的、以婚姻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家庭的过程⑤。所谓的“主干式家庭”向“核心家庭”过渡是工业化产物的情况并不属实。不仅如此,在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家庭规模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⑥。在家庭关系和家庭情感方面,认为从近代以来,英国家庭中的情感关系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变化,主要以延续性为主导。在择偶自由、择偶标准、婚姻的感情基础、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方面都存在着既注重传统又包含情感的因素。家庭中的顺从、权威主义、父亲对妻子儿女的监督在这一时期一直都是存在的,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间的亲密关系、夫妻间的爱也一直在每一阶层都存在,婚姻中的爱情一直都被强调,并不是工业化或现代化的产物。总之,“延续论”认为,社会结构具有高度的弹性,整个西欧的兴起特别是英国的兴起,应该被解释为原先存在的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契合”的结果⑦,而并不是“突变”的结果。
  家庭史研究中的“变革与延续之争”经过几十年的学术论争,其热潮虽然逐渐平静下来,但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从争论结果上看,“延续派”暂时取得了胜利。但后续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变革派”还是“延续派”都存在一些无法完全令人信服的地方,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和细致的研究。
  在西方对家庭史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我国学术界却鲜有参与。而傅新球博士比较全面系统地参与英国家庭史研究中的“变革与延续之争”论争,明确表明并且充分论证了自己所持观点。
 针对西方学术界关于英国家庭的“变革与延续之争”,《家庭研究》可以说持“延续派”的立场和观点,但同时也承认家庭在一些方面确实发生了变化,尤其在经济功能方面。通过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考察16—19世纪的英国家庭,作者认为,英国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无论是家庭规模与结构、婚姻,还是家庭关系、家庭情感等方面更多地呈现出延续性特征。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的发展并没有遵循正统社会学主流所认可的理论,即并没有出现从大规模的扩展型家庭向小规模的核心家庭转变的过程。“第一,前工业社会的英国,其家庭就以小型的核心家庭为主,扩大型家庭虽然存在,但所占比例并不大,且只局限于社会的上层。第二,工业化并不是一味排斥大家庭,而且在一些情况下还会出现家庭扩大化的倾向。”“比如在19世纪的兰开夏郡,家庭规模就呈扩大化倾向,几代同堂、亲戚之间的互助的情况较为普遍。”(《家庭研究》第77页)
  关于婚姻方面,针对“变革派”的随着社会的现代转型,婚姻中择偶自主权和择偶标准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年轻人择偶不再受到家庭的左右,越来越自由;而且在选择配偶时不再以家庭的利益为优先考虑的对象,而主要以自己的情感感受来考虑;作者对离婚成为人们解除不幸婚姻的手段的观点,提出与此截然不同的看法。作者认为,在这一时期,英国人的择偶自主权和择偶标准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具有很大的延续性。整个社会虽然强调爱和感情是婚姻的前提,但每一个阶层都不能忽视婚姻的物质基础。各个社会阶层择偶时对感情、年龄、地位、财富、宗教信仰、品德等因素都会加以考虑,只不过在各个社会阶层每一因素所占的比重不同而已,但都强调门当户对。一般来说,社会上层更多地注重财富和地位,社会下层则更关注人的品德和能力。这是由于社会上层的婚姻更多地涉及财产和地位的转移,所以择偶自主权相对来说小得多,而对社会下层来说相对自由得多。对此,恩格斯就说:“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⑧另外,婚姻的解体形式也没有发生改变,离婚在法律上仍是不可能的事情,直到“1857年通过的《婚姻诉讼法》承认离婚作为婚姻解体的方法”(《家庭研究》第143页)。不过一直存在着多种非正式的解除婚姻的形式。
  在夫妻关系方面,“变革派”认为,在前工业社会,由于女人相对于男人的隶属地位,夫妻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伉俪之情。夫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一种主从关系,另一方面是一种责任关系。而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夫妻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由支配与服从关系向情感方面发生了转变。家庭中平等、友爱、感情深厚的夫妻关系直到18世纪时才出现于社会中上层,而在这之前,社会中上层的夫妻之间没有感情可言,关系十分冷漠。而《家庭研究》的作者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她认为,在16—19世纪期间的英国社会,家庭中夫妻关系依然遵循传统的模式,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丈夫的地位高于妻子,处于家庭中的权威和支配地位,主要体现在有离婚优先权、婚前性自由以及更多的婚外性关系;妻子则处于顺从、服从、从属于丈夫的地位,地位卑下,几乎没有什么权利。这种男性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一直以来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因为“直到当代社会,妇女仍然从事生儿育女,主持家务的工作,父权制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中根深蒂固”⑨。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一时期夫妻之间没有感情和爱存在,事实上,大量的证据表明夫权威和爱并不是相冲突的。在任何时期、任何阶层也都存在着感情深厚的夫妻。
  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方面,“变革派”认为,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父母与孩子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急剧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儿童观念从无到有,父母对孩子由疏远和冷漠转向亲密和关爱。而《家庭研究》的作者认为,在整个16—19世纪,虽然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可能使父母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某些方式发生了变化,但这并没有剧烈地改变养育孩子的基本的范式。童年的概念在16世纪时就已存在,而且从16世纪以来,不管哪个社会阶层,绝大多数父母都关心孩子的健康成长,也都尽最大努力来抚养和教育他们的子女,父母与子女间具有深厚的感情。并没有经历一种对孩子的疏忽、冷漠,甚至虐待向关注和爱护的转变过程。“更多的事实表明,当时的父母对子女的付出虽然不排除利益方面的考虑,但更多地是出于爱,而且无怨无悔,与现代社会没有多大差别。”(《家庭研究》第274页)可以说,从16世纪到19世纪家庭中的态度和价值观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发生剧烈变迁的只是家庭所处的外部经济和社会条件。
  总之《家庭研究》的作者认为,在16—19世纪,受到转型时期社会巨大变迁的影响,英国的家庭并非一成不变,的确发生了许多变化,尤其在经济功能方面。但是,在这一时期,英国家庭在家庭结构和规模、家庭情感、家庭内部关系等方面更多地呈现出延续性特征。可以说,其家庭的延续性特征远远大于变革性特征。



  西方家庭史研究尽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从整体上推进了历史学的发展,但是,它仍然存在着许多分歧和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例如,需要在开展研究的同时进一步去完善它的理论构建;得益于计量史学的兴起和发展,对于家庭史的计量分析方面做得不错,但对于家庭中的思想观念、情态方面的研究尚欠充分和深入;关于比较史的研究还很缺乏,尤其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家庭的比较,同一时期不同地区家庭间的比较,不同阶层之间家庭的比较,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间家庭的比较,等等,都还很缺乏;对家庭与经济增长、社会流动、城镇发展、工业化等现代性因素的关系的探讨还远远不够;对社会上层、中层家庭的研究较多,而由于资料的缺乏,对社会下层家庭的研究相对比较少。另外,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以及零乱,过度依赖于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和手段,研究过程中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如过分强调自己所持观点,由此只片面抽取对己论点有利之材料加以论述,等等,这些问题还一直存在于家庭史的研究中。
  对于《家庭研究》来说,上述的有些问题也存在其中,仍须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充实和完善。我们知道,任何历史研究首先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是对相关学术史的全面了解和掌握,另一个就是充分占有史料,尤其是对原始资料全面而充分地占有。而《家庭研究》可以说在前一个方面下足了工夫,可是就依据的史料来说,作者尽管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但基本上是西方学者有关该问题的研究性著作,而缺乏原始的、第一手的史料。这成为《家庭研究》最大的不足。当然,这与家庭史研究中原始资料的难以获得有关系。有学者就指出:“社会史研究的难题在于资料的获得。是否能够收集到足够多的样本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如果没有,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又有充分资料可供处理和分析的个案?如果也没有,那么,社会史的研究又该如何来做呢?这恰恰是中国的外国史学者不能不面对的令人头痛的问题。因为在现在的环境中,他们无法获得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①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应该理所应当地就此止步?面对国外日益发展的社会史研究潮流而无动于衷呢?当然是不行的,其实这也正是进行《家庭研究》的意义所在。接下来《家庭研究》的作者所要做的是,在该问题后续的研究中尽量能运用第一手史料进行一些微观的、个案的研究,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另外,作者在《家庭研究》中只重点关注了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关系,而将子女对待父母及老人的赡养问题一带而过,这显然不够。我们知道,家庭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人的成长阶段史。而人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童年、成年、老年三个阶段,人生三个阶段的历史状况都引起了西方家庭史学家的重视,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可以说,这三个阶段中既存在着父母与儿童的关系,即家长如何对待子女的问题,也同样存在着成年后的子女如何对待父母的问题,即老人地位变化情况以及赡养模式的变化。在家庭史研究中,应该将人生的三个阶段都给予关注,而不应立足于理想的核心家庭模式进行分析和研究。此外,作者对英国广泛存在的私生子现象以及工业化时代的童工问题也没有涉及,而这也是观察这一时期家庭的延续性和变革性的一个有意义的窗口。
注释:
①: 劳伦斯·斯通:《1500—1800年英格兰的家庭、性和婚姻》(Lawrence Stone, The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g1500 -1800) ,企鹅丛书1979年版,第41—42页。
②: 艾里·扎拉茨基:《资本主义、家庭和私人生活》(Eli Zaretsky, Capitalism, the Family﹠Personal Life) ,纽约1976年版,第38页。
③: 伦道夫·特朗巴赫:《平等家庭的兴起: 18世纪英格兰贵族家庭内部关系》(Randolph Trumbach, The Rise of the Egalitarian Family: Aristocratic Kinship and Domestic Relations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g) ,纽约1978年版,第119—134页。
④: 威廉·J1古德:《世界革命和家庭模式》(WilliamJ1Goode,World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纽约1963年版,第10—18页。
⑤: 彼得·拉斯莱特、理查德·沃尔主编:《历史上的户与家》(PeterLaslett andRichardWall, eds1,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 ,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26页。
⑥: 米歇尔·安德森:《户的结构和工业社会:比较视野下19世纪中叶的普莱斯顿》(Michael Anderson, Household Structur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id Nineteenth- Century Prest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彼得·拉斯莱特、理查德·沃尔主编:《历史上的户与家》,第219—223页。
⑦: 阿兰·麦克法兰:《1300—1840年英格兰的婚姻和爱》(Alan Macfarlane, 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g 1300 - 1840) ,牛津1986年版,第322—323页。
⑧: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⑨: 安东尼·吉登斯著,陈永国等译:《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本文作者任灵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编审。]
(责任编辑:张 丽)


(本文原载《世界历史》2010年第01期)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
返回顶部   
 
首页 学术动态书讯书评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主办
copyright©经济-社会史评论网站
引用转载,注明出处;肆意盗用,即为侵权。
备案号/经营许可证号:津ICP备09008453号——8/津教备0381号

eshwebmaster@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