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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度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前沿报告(一)

邢颖 张炜 徐建新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是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世界古代史和世界中世纪史两个分支学科组成。世界古代史学科包括的时间范畴是从人类起源到公元四五世纪;若按地域划分,则重点分为古埃及史、古代西亚史、南亚史、古希腊罗马史和古代中亚史、东亚史等。中世纪史学科是研究从四五世纪到十六七世纪的历史。现将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的主要研究成果介绍如下。

  一、 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

  目前学术界使用的文明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汝信主编、陈启能、姜芃等著《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1]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推出的关于世界文明系列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从广义文明(文化)的视角,结合历史实际,分析了人类文明理论的发展过程,探讨了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文明的形态等问题。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古代世界文明,包括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古代中华文明及其相互关系。裔眧印主编的《世界文化史(增订版)》[2]是一部新近修订的世界史教材,该教材于10年前出版,此次在增订的基础上出了新版,进一步深化了本书作者们强调的“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一体结构”的观点。

  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本年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在北京召开了“古代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来自中国、美国、日本、荷兰、俄罗斯的五十多位学者围绕世界古代史上的国家起源与早期发展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理论;古代世界各地区国家起源的模式与特点。《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上选登了此次会议的部分论文。徐建新研究了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史,指出,日本古代国家是相对独立地由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人们建立起来的;日本古代国家是在东亚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外部因素对日本国家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作用;与东亚大陆上的原生国家相比,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是相对短暂的。金寿福强调了古代埃及早期统一国家漫长的产生过程中的多重因素。他试图通过描写和分析时间上比那尔迈调色板更早、但在体裁和题材上与之相似的出土文物,阐述以希拉孔波利为中心的上埃及统治阶层由南向北进行扩张的基本脉络,同时指出贸易和文化交流在国家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容忽视的作用。黄洋重新审视了西方有关早期希腊国家兴起的主流观点,提出西方学者之所以强调迈锡尼文明与城邦兴起两个时期的中断,是受到西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在他看来,希腊城邦的兴起实际是迈锡尼王国解体之后希腊社会渐次演化的结果,而非所谓革命性变革的结果。荷马史诗所描绘的情形很可能是迈锡尼文明和城邦文明之间的中间环节。胡玉娟对此次会议的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做了详细的评述。[3] 此外,在本年度,学者们还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古代社会政治演进及国家起源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易建平对古代政治史上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文明”、“国家”等做了梳理和辨析。其研究从词源的角度分别梳理了“文明”、“国家”等语汇在西方和中国文明中的演化进程,提出在中国史前史和先秦史的研究中要加强东西方话语体系的沟通,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置于国际学术的背景之下开展。[4]

  二、 古埃及史研究

  王权研究是古埃及早期国家乃至埃及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以往学界主要依赖图示和铭文史料考察古埃及王权的形成、演变与特点。郭子林通过对古埃及的前王朝、早王朝和古王国等不同时期的王室墓葬的形式、结构、规模、陪葬品、壁画、铭文等考古实物的考察,研究了王室墓葬与王权形成和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古埃及王室墓葬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王权的形成以及早期王权向专制王权的演化,并体现了早期王权和专制王权的特点。[5]

  在埃及法制史方面,郭子林研究了托勒密埃及的法律与司法实践。他在文章中指出,受法老埃及法律和希腊及西亚其他地区法律的影响,托勒密埃及分别实行了适用于当地埃及人和外来移民的法律体系。在两种法律体系发生冲突时,国王会以仲裁者的身份,以赦令或敕令的方式颁布针对具体问题的法律,从而使两种法律体系处于事实上的和谐状态。这一法律及司法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弱者的利益,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但它依然体现了国王的个人意志。[6]

  在社会史方面,王海利从多个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古埃及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他认为,从历史角度看,古埃及社会中的女性虽然与男性至少在理论上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但缘于社会的、传统的限制,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古埃及男性比女性更处于优势。在文学作品中,女性是消极、被动、任性、堕落的代名词;在艺术创作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从语意学角度看,女性被置于称呼的客体。因此,尽管古埃及的女性拥有比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女性较多的权利和较高的地位,但仍旧没有改变古埃及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特征。[7]

  古埃及艺术史的研究也已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令狐若明按照历史分期分别阐述了古埃及雕刻艺术的特点。自古王国时期确定其基本法则后,古埃及的雕刻艺术经过中王国时期的发展,到新王国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从新王国末期开始,逐渐趋于衰落。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在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的3000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其主要特征。至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代,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渗入,具有悠久传统的埃及艺术仍未因此而泯灭。古老的埃及艺术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继续影响了希腊、罗马艺术的发展。[8]

  在埃及学的学术史方面,本年度的研究既有西方埃及学研究状况的介绍,也涉及中国埃及学研究方面的内容。王海利出版了学术专著《法老与学者——埃及学的历史》。该书征引了国内外埃及学者的有关专著、论文、自传、回忆录,还有埃及考古学的发掘报告等资料,涉及全世界十几个国家的数百位埃及学家,主要做了埃及学学术史的梳理工作。[9] 金寿福全面介绍了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过程中的埃及历史和埃及学。他在文章中指出,埃及学是由拿破仑军事远征和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催生的产物,它的建立和发展见证了埃及沦为殖民地的全过程。诞生于殖民时期的埃及学经历了在欧洲列强文化中成长以及在夹缝中生存的不寻常历程,而西方学者语境下的埃及学所构建的古埃及历史与文化,使得现代埃及人处于两难的境地。[10]中国的埃及学研究如今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领域的奠基人——夏鼐先生,《中国“埃及学之父”夏鼐》一文就对此进行了回顾。[11]

  三、 古代西亚史研究

  本年度古代西亚史研究领域成果颇丰,其中有多篇成果都涉及一手文献的解读研究。我国学者的这类实证性研究,无疑需要语言、一手资料等多方面的研究积淀,这也表明我国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

  刘健从区域性“世界体系”的视角观察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历史发展的脉络,研究西亚地区贸易文化交流体系中不断扩大的核心区范围,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及推动这个区域性“世界体系”发展的多样化因素。指出整体史视角对于世界古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政治史方面,郭丹彤研究了公元前1600年—前1200年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联盟和联姻。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在这段时期内密集的联盟和联姻实际上是它们外交活动的主要方式和途径。由此该区域建立起了保护和兄弟的外交模式。为了稳固彼此之间的外交关系,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制定了彼此都必须遵循的外交惯例,规范了国家间的引渡和信使制度,从而为外交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12]曹明玉将印文与政治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他研究了两河流域的滚印印文的类型,指出两河流域的滚印在阿卡德时期所出现的飞跃性发展:印文的使用变得更为普及,图案内容更为复杂,类型更为多样。而究其原因在于,阿卡德王国是两河流域首个统一地域国家,印文的这种发展状况与阿卡德王国领土持续扩张、王权观念日渐强化、国王采取一系列手段确立和巩固中央政府的统治密切相关,是统治者为增强被征服地区和民族在政治、文化上的认同感而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之一。[13]

  经济史方面,李海峰探讨了古代巴比伦的房屋租赁活动。[14]禹钟华分析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借贷及其影响。[15]

  宗教史方面,于殿利研究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宗教的人本主义因素。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是一种自然崇拜和多神崇拜的宗教。作者认为在其内部具有神人合一而以人为本的结构特点,系浓厚的人本主义因素使然。由此表现出世俗的功利主义、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外部特征,这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最初源头。[16]

  文学艺术史方面,李宏艳总结了西方学界对于古代两河流域智慧文学的研究成果,指出“智慧文学”与“说教文学”并非一种文类,不能以“说教文学”完全取代“智慧文学”术语的使用。古代两河流域智慧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文献整理出版、分类归纳和多元化研究等三个阶段。国内学术界对古代两河流域智慧文学尚缺乏系统的研究。[17]

  在古代西亚史研究领域,对于一手文献本身的解读在本年度格外值得关注。吴宇虹通过分析两河流域治病咒语中对恶狗咬人致死的疾病症状的描述,推断出它是现代医学中的狂犬病。文章讨论了大量提到疯狗和狂犬病的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的楔形文献,此外还引用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狂犬记载作为对比材料。[18]孟振华通过重新解读居鲁士的圆柱铭文,重新研究了波斯早期的犹大政策。作者指出该铭文与犹大人回归并无直接关系。进而结合历史背景来看,波斯帝国早期并未明确鼓励和支持犹大人的回归和重建圣殿。波斯所要求的只是犹大的政治稳定与缴纳赋税,其有限的宽容完全建立在自身利益诉求的基础上。[19]王俊娜、吴宇虹根据伊拉克德莱海姆村出土的贡牲中心的原始文献,对舒勒吉新提王后及其贡牲机构的八位收支官员的身份分别作了分析和研究,并对王后贡牲机构的收支形式、贡牲种类以及支出内容等进行了归纳总结,为深入探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王室经济和宗教事务提供了原始史料。[20]

  四、 古希腊罗马史研究

  古希腊罗马史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古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人数较多,所涉及的问题也较为广泛。黄洋研究了古代世界的共和主义。他指出古代世界的共和主义首先是一种政体实践,以罗马共和国为典型。发端于希腊的古典政治思想把它归结为混合政体,和君主制以及民主制严格区分开来。因此,它不仅是对君主制的反对,也是对民主制的反对。以此来看,古代共和主义和现代共和主义具有十分不同的意味。[21]古代世界各文明转型时期的历史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杨共乐组织了三位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古希腊、罗马等若干转型时期的历史现象进行讨论,以进一步深化对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认识。王大庆分析了希腊城邦向帝国时代转型所面临的困境与趋势,指出陷入危机的希腊城邦并不具备像共和末期的罗马那样建立帝国的条件和动力。杨共乐分析了经济因素在罗马由共和政体向元首政体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指出政体的变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刘林海分析了罗马帝国后期的“永恒的罗马”的观念,指出虽然“永恒的罗马”的观念并没有随着罗马的衰亡而消失,甚至有所强化,但其具体表现形式却随着现实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这种调整与罗马历史传统的封闭性和开放性特点相一致。[22]

  在法律史领域,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对宪法概念的理论探讨和长期进行的古典宪政实践,许多都为后世国家所效仿,成为现代西方社会宪政制度实践和宪法概念研究之最初源头。王青林分析探讨了古希腊罗马的宪法概念与宪政制度。在他看来,虽然希腊尚未出现“宪法”这一词汇,但古希腊语中的“政体”一词实际是宪法概念产生的萌芽。宪法概念最终的出现是在罗马帝国时期。[23]

  在希腊史研究的学术史方面,晏绍祥讨论了近十年来西方雅典民主研究的一些新取向。传统的对古典民主政治的恶评逐一被解构,把民主政治理想化的氛围愈益浓厚。由于现实政治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古代与现代民主之间的关系得到越来越多的探讨,两者之间原则上的相通受到更多的重视。它们表明,随着环境的变迁,现代与古代之间的对话具有了新的意义。[24]对于古典文献的重新解读是学者们日益关注的重点。张巍考察了赫西奥德《农作与时日》研究领域里西方学者近年来关注较多的两则社会史问题,并力图证明这两则基于诗歌文本解读的社会史问题需要同时从思想史的角度加以衡量。[25]吴晓群对希罗多德《历史》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她认为,长期以来对于希罗多德及其《历史》的理解都是以今人的知识构架来看待古人,以现代的方式去猜度古典作家及其作品,而鲜有顾及古代典籍产生的历史语境,从而就其自身的特点出发去理解古典著作的。实际上,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带有他那个时代的特征,即口述传统的背景和对公众记忆的尊重与服从。[26]

  在希腊政治史方面,邢颖通过分析公元前420年第90届古代奥运会上所发生的两个事件,将古代奥林匹克赛会与当时希腊的城邦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分别论述了赛会中的希腊城邦关系以及城邦贵族两个层面的内容,证明古代奥林匹克赛会不仅在宗教和体育史范畴内具有意义,更蕴含着多方面的城邦社会因素,与古代希腊城邦的大背景密切相关。[27]蒋保探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波斯的介入问题,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是希腊世界的内战,同时也是雅典与波斯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战争期间,波斯主要通过小亚细亚的总督对斯巴达进行军事和财政援助。它的介入不仅帮助斯巴达战胜雅典,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还直接引发了公元前411年的雅典贵族寡头政变,开波斯干涉希腊城邦内部事务的先河。[28]

  雅典民主制一直都是希腊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雅典的陪审法庭在雅典民主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公元前4世纪,陪审法庭在雅典民主制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不仅享有司法权,也享有立法审查权和官员监察权。张春梅的研究表明,陪审法庭地位的提高并不是权力制衡的结果,而是“法律至上”思想付诸实践的产物。[29]蒋保介绍了古代雅典司法诉讼中的演说技巧。对于“好打官司的雅典人”而言,掌握一门演说技能具有重要的意义。[30]

  在宗教社会史方面,陈思伟研究了希腊神灵伦理缺位的现象。文章指出,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希腊神灵伦理缺位现象产生于操希腊语的游牧印欧人征服土著农业民族之后,是多种异质宗教文化冲突融合的结果。在融合过程中,被征服者信奉的神灵被剔除、降格或吸纳。同时作为宗教文化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一方,被征服者所信奉的神灵被征服者强加以诸多伦理缺陷,嫉妒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31]

  妇女史研究一直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徐朗研究了斯巴达妇女与战争的关系,指出基于深刻的历史根据和现实原因,斯巴达妇女直接和间接地以多种方式影响当时的战争,但斯巴达女性处于男权社会从属者的地位并未因之发生本质性的改变。[32]

  本年度在希腊史领域并没有专著出版,但几部经典论著的翻译引入对国内该领域研究的进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一书利用了丰富的考古、铭文等实物资料以及历史学家、演说家、传记作家、戏剧作家和哲学家的文字资料,描述了公元前5到前4世纪希腊全盛时期的情况。作者从简略或矛盾的材料中建立起一种对历史事件的整体叙述,着重于对古典希腊历史诸重大事件与现象的理解和深度分析,细致、生动地展示了古典时代希腊的历史面貌。[33]《希腊化世界》广泛使用一手资料,研究了从亚历山大之死到希腊化世界并入罗马帝国期间的政治事件,也研究了这个世界中不同的社会制度和风土习俗,文学、科学、技术的重要发展以及新宗教运动的建立,是希腊化研究领域的权威论著之一。[34]格致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古希腊的劳作》[35]与《希腊艺术史》[36]两部著作。《劳作》一书详细论述了荷马时期、古风时期、雅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古希腊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内容广博丰富,涉及家庭经济、城市经济、工业、农业、商业、殖民、货币等诸多经济门类,是20世纪早期欧美学界研究古希腊城市经济不可多得的力作,其学术价值与影响力持续至今。《艺术史》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谈起,详细介绍了古希腊艺术发展不同时期的主题、特征、技术手段及艺术价值。

  在罗马史研究领域,叶民通过引述德国海德堡大学古代史系阿尔弗迪教授的一项关于塔西佗生平的铭文研究成果,展示了拉丁铭文研究在解决一些历史问题时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37]在中西比较研究方面,林英以《后汉书—大秦传》为中心分析了公元1到5世纪中国文献中与罗马帝国相关的记载的特点,认为相关信息是经过各种中间渠道传入中国,并非国人亲眼所见。把大秦知识传入中国的中介主要是安息人、贵霜人和南印度居民。中国人大体上从东汉永元年间主要通过安息人和贵霜人开始了解罗马帝国。2世纪中叶之后,关于罗马帝国的新消息则是通过南印度和南海路传入中国的。[38]而刘衍钢则通过翻译核对马塞里努斯所著文献,将“匈”与“匈奴”这两个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以帮助古代史研究者认识到匈人与匈奴这两个民族的巨大差异。[39]

  在古典文明终结问题的研究上,王晋新做出了新解释,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了西方文明的形成。在他看来,古典文明是一个以地中海世界为其空间结构的文明,古典文明的终结与地中海世界的裂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罗马帝国覆亡只是开启这一过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外,它还开启了地中海周边西方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鼎足而立、彼此对峙的这种新的文明空间格局。自其诞生之日起,这种新的文明格局和相互交往关系就一直规定制约着地中海地区历史的运行轨迹,至今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40]

  五、 上古史古典文献的译

  本年度世界上古史研究的一大亮点是对古典文献的译注,学者们纷纷将目光投向这一领域,这也说明国内对于一手文献的关注程度正在日益增强。

  《赫梯法典》是赫梯人所遵循的重要行为准则,是认识赫梯国家社会经济和法律文化的一篇重要文献。它的编撰始于赫梯古王国时期,很可能先后在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进行了重新编撰和修订。赫梯法典的条款内容涉及社会经济生活、国家义务的履行和婚姻关系等各个方面,明确了各种买卖、租借和雇佣的价格、多项犯罪行为以及相应的量刑等内容。李政对这篇重要文献进行了译注。[41]

徐昊、吴宇虹译注了《温阿蒙历险记》。这篇文献写成于古埃及二十王朝末期,主要讲述了底比斯高级祭司温阿蒙被派往毕布罗斯购买制造太阳船的雪松木材的历险经历。该故事发生于古埃及国力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这就让本文成为研究新王国末期和第三中间期早期古埃及内政、外交、海外贸易的重要材料。[42]郭丹彤、王亮释读、翻译了《阿吞颂诗》。该文献刻在位于埃及帝王谷西部十八王朝国王埃赫纳吞统治时期的大臣阿伊坟墓的西墙上,自上向下书写,共计13列,是研究古代埃及宗教和文学的重要文献。[43]阴元涛译注了第二次雅典同盟誓约的碑铭。该碑铭是公元前4世纪70年代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共同签订的多边政治条约,是第二次雅典同盟形成的重要标志和条约依凭。它反映了希腊城邦在反对城邦霸权,寻求政治独立和自由的道路上做出的努力和尝试,是解读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希腊城邦历史和邦际关系的重要史料。[44]弗鲁曼塔里伊是罗马帝国图拉真时期出现的统属于中央的信息情报与监察人员,负责传递公文、刺探情报与监督行省。因史籍对弗鲁曼塔里伊的记载较少,拉丁铭文便成为研究弗鲁曼塔里伊的重要资料。李大维选取了《拉丁铭文集》和《铭文年鉴》中辑译的35条有关弗鲁曼塔里伊建制及其职能的铭文,借鉴相关文献,进行了必要的注释。[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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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2013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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