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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西欧现代社会转型起始年代的新观点
   侯建新


  我们应当随时关注国际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动向,今天笔者主要与读者诸君分享一个问题那就是:西欧现代社会转型起始于什么年代?①
  英国及西欧向现代社会过渡或转型一般认为是发生在17世纪,最早追溯到十五六世纪,该时段是与资本主义的确立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萌芽、手工工场的发展、文艺复兴、新航路的开辟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等等西欧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以前国际史学界差不多也是这样认为的。波斯坦等一批经济史学家曾将社会转型与社会危机联系在一起,认为危机源于中世纪人口过剩而对土地的过度使用,从而引发生态灾难。这种解释尽管仍有人支持,②但总体而言,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冷遇与批评。③20世纪70年代对波斯坦生态模式的挑战来自布伦纳的一项假说他基于阶级和财产关系提出了一套农业变迁理论。一些评论家不同意布伦纳过于强调阶级关系的研究方法主流的看法是:他低估了英格兰农民的适应能力,正是从上层农民群体中走出了许多杰出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土地市场与他们的继承策略使得少数家庭积累起大面积的份地,而在1500年后,随着租地农场利润的增加他们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更大的活动空间。④商业化、城镇化、土地财产权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说这些是专题研究的成果,近年来则出现了一些总结性的论著如布瑞特尔、索菲尔德、爱普斯坦以及戴尔的著作等。⑤这些论著几乎完全颠覆了传统的中世纪社会的画面。例如戴尔的《转型的时代》一书,既不是新人口论的经济史也不同于布伦纳、希尔顿等强调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史学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经济一社会史。 它在方法论上吸收了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处,将经济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从更宽广的范围考察社会转型问题使中世纪图景得到大幅度的更新因而被称为“新中世纪观”。戴尔以经济一社会史的特定视角,阐述英国自世纪已经启动了通向现代社会的一系列的社会变迁,诸如从共同体中心到个人本位、从领主强权到个人自由、从生活性消费到投资性消费、从糊口经济到商品生产、从劳动到闲暇等。他认为所谓社会转型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伴随广泛的结构性变迁这种变迁的上限可以追溯到13世纪并一直持续到现代早期(16—18世纪)。
  戴尔依据的原始资料之一是中世纪普遍流行的“赡养协议”,即子女和即将退出生产劳动的父母签订的养老协议。两辈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要以诉诸法律的形式来表示。父辈的土地从此由某子女来经营管理,享用相应的土地权利,同时履行相应的义务。赡养对象往往是一个孤寡老人,有寸则是一对年老夫妇一些富裕家庭还有一名照顾他们起居的仆人。赡养协议对饮食、衣被及其数量和质量一一确切说明。在比较慷慨的协议中,额外提供麦芽用于酿造啤酒,还有肉产品和乳制品。赡养协议副本存人庄园法庭案卷中,具有法律效力。例如埃塞克斯郡某庄园某农妇与女儿签订了赡养协议然而女儿和女婿不履行义务,6年后母亲通过法庭重新收回土地并与另一个非亲属佃户签订了新协议,⑥赡养协议从一个方面表明,“现代性”所具有的商品货币关系、契约关系、个人权利意识已经渗透到普通的家庭,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而且还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法律具有相当的权威不仅用于家庭内部,更是农民进一步寻求自由的有力武器。⑦而海姆斯探讨了13世纪末期村民运用法律与领主抗争的经历与事实。⑧
  剑桥大学的艾伦·麦克法兰教授也坚持认为“现代世界诞生”的起始日期应追溯得更远。⑨早在1978年,麦克法兰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即指出,以往认为“现代性”起始于17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内战,要么始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总之,16世纪是一道分水岭从此,一个封建的、农民的、前现代的社会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现代的社会。而在事实上他认为至少从公元1200年左右就有史料证明英格兰与众不同,其现代性是一道横亘千年的“长长的拱弧”,没有任何间断。麦克法兰从若干方面论证13世纪英格兰乡村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与十五六世纪巳经没有多少区别很难说还是农民社会。例如,私人财产权的继承、妇女的财产权利保护等,虽然在遗产继承法规中排列在男子之后,但妇女在法律上具有独立性,在庄园档案中经常可以发现“女性维兰”和“女性小屋农”。 家户多为核心家庭多代同堂偶有所见,包含两代以上成员的家户不足百分之几。如果两代人同居,一定要事先订立一份“赡养协议”那样的书面契约子女须以非常明确的义务作为回报,用来交换父辈出让的财产。两代人关系中含有“契约”性质而非“身份”关系,这丝毫不符合一般农民社会范式。又如英格兰13世纪的认亲体系不是一种“聚焦于先祖”的体系,相反是“聚焦于自我”的体系;即在推算亲属关系时一个人以自己为原点而外延,而不是首先认定前面的某一代人,然后下行推算。至于生产单位,在范式的农民社会农场劳动力就是家庭劳力但以14世纪晚期人头税史料为依据,至少在东英格兰村庄一半以上的男性受雇于人被具名为雇工。农民经济的内核是生存经济,货币既少见又不重要。可事实是,13世纪的英格兰已经被市场与现金、也被类似于后世的契约关系“渗透到了最底层的一个社会。大部分‘物’,从劳动到各类财产权,都可以进行市场交易,也都有明码标价”⑩。13世纪以来英格兰农村劳动力迁徙的频率也是相当惊人的而根据农民社会的范式除非事出无奈农民总是热土难离、生于斯死于斯的。此外,麦克法兰还从土地所有者是个人而不是家庭团体土地市场的存在与土地流通性的提高,村民渐进的经济分化和富裕农民的崛起,以及男女两性的初婚年龄等方面,说明英格兰在13世纪已经导向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类型它与经典的或修正的农民社会迥然相异。上溯到13世纪英格兰看起来是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市场导向的、高度中央化的国家,它与东欧农民社会和亚洲农民社会的差别不仅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是性质上的差别。11历史果然如麦克法兰的结论所示吗?他的结论似乎过于言之凿凿,但是他指出的历史现象却不是孤立的,令人深思。又如传统观点认为城市化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亦是近现代特有的现象,然而近年来对中世纪城市的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这一观点。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城市是城市化的结果而非原因;欧洲城市化始于工业社会以前。弗里斯等历史学家指出欧洲城市化经历了11一14世纪的“前工业时期”,14—18世纪的“原工业时期”,以及18—20世纪的“工业时期”三个阶段。12
  如果说上述学者从农民、基层民众的生活和观念探讨现代社会转型的话那么伯尔曼则从教会与王权的斗争,从社会上层政治框架的改变和创新探讨现代世界的开端研究对象涵盖全部西欧国家或者说西方基督教世界。伯尔曼是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法学家,其集40年心血写成的力作《法律与革命》着重研究“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因素。他认为西欧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折发生在11世纪末以来教会争取权利的自由运动,即主教授职权之争。该事件对于欧洲文明的意义如此重大,以至于伯尔曼称其为一场革命—“教皇革命”,是“西方历史的断裂”,是一次真正的历史转折,是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型。伯尔曼指出,假如罗马帝国覆亡后存在一个“黑暗时代”,它不是在16世纪以前,而是在1050—1100年以前。
  革命的发端是1075年《教皇敕令》宣布废除世俗的圣职授予权“只有教皇才可以废黜和恢复主教”,13从而挑战先前的政治和法律秩序。自此,直到12世纪、13世纪之交历经几代人,一种新的秩序才有了最后的保证即法律的保证。最后的解决方案,一般认为以妥协告终,但教皇达到了基本预期目标也是显而易见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由教会内部选举产生。在英格兰,在格里高利发出《教皇敕令》95年后,国王也最终放弃了成为英格兰僧侣最髙统治者的要求。虽然不断反复和斗争,西欧政治格局毕竟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恺撒的物当归恺撒,神的物当归神”。那就是,以法律的手段平抑了皇帝或国王的权力剪灭了他们头上的光环逐渐结束了神圣王权时代。皇帝和国王在精神事务上完全不具有权能,为现代世俗国家奠定了基础。人们不难发现,这里所涉及的远不止教俗权力之争,而是预示着一种新的事物秩序,伯尔曼称为“一种新的天堂和新的人间”,“建立‘事物的正当秩序’或‘世界的正当秩序’”。随着教皇革命而来的是新的教会法体系和各种新的世俗法体系的形成。如果没有从12世纪到15世纪发展起来的宪法性法律、公司法、契约法、财产法和其他法律部门当代理论家们认为与资本主义画等号的从17世纪到18世纪的经济和政治变革则是不可能发生的”14。
  从戴尔、麦克法兰到伯尔曼,不难发现他们观点的偏颇之处但他们研究的动向及其启示价值不容忽视。当下,西方学者探讨现代世界诞生的触角越来越深地进入中世纪并进入中世纪的中早期的方方面面。他们重视历史长时段的关联,重视整体社会的历史、人民大众的历史和观念的历史,从更宽阔的视野观察社会转型问题从而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中世纪观后者将中世纪与现代完全对立起来。如此,“新中世纪观”,或者新的社会转型观显然颇富有思想张力和思考空间。
①侯建新:《关于西欧现代社会转型起始年代的新观点》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12JJD770008)的阶段性成果。
②E.I.纽曼、P.H.D哈维:《中世纪英国农场的土壤肥力下降了吗?来自1320-1340年牛津郡库克斯汉姆村的证据》(E.I.Newman and P.H.A.Harvey, “Did Soil Fertility Decline in Medieval English Farms:Evidence from Cuxham,Oxfordshire,1320-1340”),《农业史评论》(Agricultural,History review)第45卷,1997年第2期。第119-136页。
③A.沃特金斯:《中世纪晚期阿登森林的林地经济》(A.Watkins, “The Woodland Economy of the Forest of Arde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内陆史》(Midland History)第18卷,1993年第1期,第19-36页;A.沃特金斯:《15世纪阿登森林的地主及其地产》(A.Watkins, “Landowners and Their Estates in the Forest of Arde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农业史评论》第45卷,1997年第1期,第18-33页。
④J.惠特尔:《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1440-1580年诺福克郡的土地与劳工》(J.Whittle,The Development of Agrarian Capitalism:Land and Labour in Norfolk1440-1580),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R.H.布瑞特尔:《1000-1500年英国社会的商业化》(R.H.Britnell,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English Society,1000-1500),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R.H.布瑞特尔:《1050-1530年英国与爱尔兰的经济与社会》(R.H.Britnell,Britain and Ireland,1050-1530:Economy and Society),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R.索菲尔德:《中世纪英国的农民与共同体,1200-1500年》(P.R.Schofield,Peasant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ngland,1200-1500),帕尔格雷夫出版社2003年版;斯蒂夫?爱普斯坦:《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1000-1500年》(Steven A.Epstein,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Europe,1000-1500),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C.戴尔:《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C.Dyer,An Age of Transition: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C.戴尔:《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第47页。
⑦C.戴尔:《自由的回忆:1200-1350年人们对英国农奴制的态度》(C.Dyer, “Memories of Freedom:Attitudes towards Serfdom in England,1200-1350”),M.布什主编:《农奴制与奴隶制:法律上奴役身份的研究》(M.Bush,ed.,Serfom and Slavery:Studies in Legal Bondage),朗曼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195页;M.穆勒:《14世纪早期威尔特郡农民起义的目的和组织》(M.Muller, “The Aims and Organization of a Peasant Revolt in Early Fourteenth-century Wiltshire”),《农业史》(Rural History)第14卷,2003年第1期,第1-20页。
⑧P.海姆斯:《爱德华时代的村民是如何理解依据“法律”的?》(P.Hyams, “What did Edwardian Villagers Understand by ‘law’?”),Z.拉齐、R.史密斯主编:《中世纪社会与庄园法庭》(Z.Razi and R.Smith,eds.,Medieval Society and the Manor Court),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102页。
⑨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⑩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Alan Macfarlane,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152页。
11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第163页。
12简·德·福瑞斯:《1500-1800年的欧洲城市化》(J.De Vries,European Urbanization,1500-1800),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P.M.霍恩伯格:《1000-1994年城市欧洲的形成》(P.M.Hohenberg,The Making of Urban Europe,1000-1994),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3S.Z.埃勒、J.B.莫拉尔编:《历史上的教会与国家》(S.Z.Ehler﹠J.B.Morrall,eds.,Church and State through the Centuries),纽曼出版社1954年版,第43-44页。
14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40页。

(本文装载自《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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