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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学术史考察


  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妇女就被作为中国区别于西方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西方人眼中,传统中国妇女的形象是被监禁于内闱的、被剥夺了自由和尊严的、因缠足造成身体畸形的人。饱受父权压迫的女性,特别是小脚女人,曾经长期主导了西方对“落后”、“野蛮”中国的想象,成了旧中国落后的一个缩影。中国妇女的这种受害者形象,不仅在西方流传甚广,而且也被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接受。直到今天,这一形象仍主导着许多历史学家的学术观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情形一度出现了短暂的改变:中国妇女从另类文化的代表转变为世界妇女解放的典范。当时正处于女权运动第二次高潮中的美国女权主义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发现了妇女解放的秘诀,中国妇女与共产党构成了理想的同盟。这种认识一方面与中国妇女生存状况的改变相关,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女权主义政治斗争的产物。

1950年代妇女形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妇女不仅获得了法律上平等的地位,而且许多妇女开始走出家庭,走进社会参加工作。在中国,关于妇女的主导话语就是歌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妇女解放的伟大成就,人们普遍相信中国妇女已经解放了。中国人歌颂妇女解放伟大成就的话语,及其所传达出的乐观精神,深深吸引了当时的美国女权主义者。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女权主义者,正在与“妇女的位置在家庭”这种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当时在美国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即认为妇女参加工作违反天性,这使美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与性别隔离。美国的女权主义者非常羡慕走进社会参加工作的中国妇女。一些女权主义者来到中国,兴奋地报告说,中国妇女已经被社会主义革命解放,在中国撑起了半边天。
  克柔(Croll)指出,她亲眼看到了工作在农田、工厂里的青年妇女,这与在西方流行的中国妇女受害者形象截然不同。这种鲜明对比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确信妇女地位的变化是中国革命的最伟大奇迹。简·巴雷特(Jane Barrett)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尤其是中国妇女展现的活力与力量使美国中产阶级显得十分苍白。她们(中国妇女)普遍都很坦率、自信、有力量。她们摆脱了勾引人的被动角色,热情地谈论她们的工作、生活。大街上没有吹口哨、挑逗性的注视等沙文主义现象。”

1960年代初期妇女形象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妇女不仅成为美国女权主义者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而且是美国女权主义者构建知识与政治斗争方式的重要资源。但是,作为世界妇女解放典范的中国妇女形象在美国的影响并不广泛,存在的时间也非常短暂,今天甚至已经被遗忘。



  从严格意义上讲,上述中国妇女形象——无论是父权制的受害者还是世界妇女解放的典范,都不是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在美国,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

1970年代妇女形象


  在女权运动第二次高潮中,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响应女权运动的政治需求,试图通过记录女性被压迫的历史使女性形成一种共同体意识。可以说,妇女史研究是作为女权运动的一个方面问世的。不久,中国妇女史也进入了美国女权主义学者的视野。
  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了三部有关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学术著作,即:凯·安·约翰逊(Kay Ann Johnson)的《中国的妇女、家庭和农民革命》(Women,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朱迪思·斯德西(Judith Stacey)的《中国的父权制和社会主义革命》(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菲莉斯·安德思(Phyllis Andors)的《未完成的中国妇女解放,1949-1980》(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1980)。这三部书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认为不要过高地估计革命对妇女解放的影响,它们指出:中国妇女并没有被解放,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一直致力于妇女解放,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解决妇女问题。

  这三部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国女权主义学者开始重新解读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的内涵。对中国妇女解放的浪漫解释被尖锐的批评所取代,美国女权主义者又恢复了中国妇女的受害者形象。不过这一次,中国妇女被塑造成“被国家用意识形态的花言巧语误导了的、仍然从属于共产主义政权之下的妇女”。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近现代中国妇女史,特别是近代中国的女权运动与其后的政治改革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其主要目标是探究中国妇女解放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被推迟,解放妇女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1980年代妇女形象


  美国女权主义学者对中国妇女解放进行了批判,主要观点包括:中国并没有实现性别平等。在中国,妇女解放不断被意识形态、历史的以及发展的因素所束缚,中国妇女被一再要求服从国家利益。“虽然妇女革命从未被拒绝,却无数次被推迟。”而且,在中国,妇女问题始终处于边缘。“男性领导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性别偏见,致使性别不平等在中国继续存在。”在中国,对妇女的压迫“以一种社会主义的父权制家庭的新形式进行,社会主义的工作环境不但没有解放妇女,而且使她们的负担加倍了”。社会主义与父权制同时并存,妇女的生活依然被她与男人(父亲或丈夫)的关系,而不是由她自己的努力或失败决定,革命给妇女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因此,革命并没有必然带来妇女的解放,妇女必须进行她们自己的革命。总之,美国女权主义者认为中国妇女没有解放。在她们的笔下,中国妇女从被羡慕的对象重新变成了被压迫而不自觉的可怜群体。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妇女的主导形象是“受害者”——她们不是被塑造成传统父权制的受害者,就是被描绘成新的父权制的牺牲品。虽然其间出现过短暂的蜜月期,美国女权主义者表达了对中国妇女解放成就的艳羡。但是,从整体上看,在美国的中国妇女的受害者形象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一直致力于描述和批判中国男人对妇女的压迫。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史学家不再满足于简单地把中国妇女首先表现为受害者,她们纷纷致力于考察中国妇女在历史上的真实生活状态,并试图挖掘中国妇女的精神世界。由此,中国妇女的受害者形象逐渐受到挑战和颠覆。伊沛霞(Patricia Ebrey)的《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曼素恩(Susan L. Mann)的《缀珍录:18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等几部妇女史专著的相继问世,已经表明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过去那种从单纯的意识形态出发,将中国妇女一概视为父权牺牲品的论证方式已经淡出学术研究了,取而代之的是从社会性别视角考察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


  伊沛霞是最早批判中国妇女受害者模式的美国学者。她花费十余年心血研究宋代妇女,在1993年出版的《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一书中,她指出,一般性地描写中国妇女的可悲地位是一种非历史的做法,如此做法暗示妇女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历史之外,她们的生活不受文化、社会、经济变动的影响。在伊沛霞看来,批评中国古代家庭体系对妇女的压迫比较容易,但无益于了解中国古代妇女。为了解中国妇女的真实生活,伊沛霞把目光投向了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妇女。之所以研究宋代妇女史,是因为她发现在宋代女性地位变化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征兆:一方面,是妇女的处境明显地趋向变坏的时代,主要表现为缠足更普遍,士人开始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另一方面,宋代妇女有很大的财产权,带嫁妆的女人可以掌控嫁妆的使用权,再婚时甚至可以带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征兆促使她致力于宋史研究。她努力把妇女史与宋代广阔的历史变化结合起来,并试图解释缠足的普及与女人财产权强大并存的原因。至于为什么研究婚姻中的妇女,这是因为伊沛霞发现妇女史研究中存在忽视已婚女性的现象。在伊沛霞看来,“有些史学家把妇女史当作打破女人社会地位固有模式的工具,倾向于忽略留在家里养儿育女、操持家务的已婚女人。他们希望发现在众多男性统治者、艺术家、作家、反叛者的世界里得到权力并引人注目的不寻常女子”。她认为这种“不愿把妇女放在家庭内部进行研究可能反映了对家庭领域深厚的以男人为中心的思想的厌恶。世系的延续以父亲、儿子、孙子的传承为核心:祭祀祖先的遗物、家庭财产和姓都沿着父系往下传”。在她看来,“为了理解宋代妇女怎样看待自己,我们必须把她们还原到她们尽力扮演的家庭角色的位置上,然后进行考察”。
  在研究中,伊沛霞努力揭示宋代妇女的真实生活,尽量避免用今人的观点来衡量古人。她指出,因为我们生活在男女很自由地掺在一起的社会,所以容易把男女分隔开理解为对妇女的束缚,并想当然地推测,宋代妇女遭受我们不能忍受的束缚时有多么沮丧。但是,通过考察宋代妇女的婚姻家庭生活,伊沛霞发现宋代妇女的生活往往与法律约束不合。实际上“在法律和经济对一个女人在婚内和婚外形象规定的限度以内,女人创建了自己的生活”。而且,“把宋代妇女留在内闱使她们既受到限制又得到权力:它使女人处于公共领域以外但又合法地成为家内的权威”。虽然宋代少有妇女的声音留下,但是通过分析男人书写的历史,伊沛霞证明,在宋代,女人不仅仅是单方面的男人行动的对象,她们还是创造、解释、操纵并讨论她们生存状况的行动者,起码她们愿意献身于家庭生活,并能够从中得到满足。

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


  在对中国妇女受害者模式的批判中,高彦颐扮演了重要角色。在1994年出版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高彦颐把受害的“封建”女性形象定义为“五四妇女史观”,这一史观将女性受压迫看成是中国封建父权最突出的特点。高彦颐认为,“五四妇女史观”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它更多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想象蓝图,而不是妇女的真实状况。它假设中国妇女生活在最黑暗最野蛮的性别压迫之下,它“不仅曲解了妇女的历史,也曲解了19世纪前中国社会的本质”。因此,高彦颐指出:“只有当历史学家对‘五四’文化遗产进行反思时,社会性别才能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有效范畴。”她认为,“没有认识到她们的自豪和满足,就去哀痛她们的无知或去谴责压迫她们的体系,这是对明末清初中国妇女生活和社会性别体系最本质面貌的忽视”。因此,她试图从妇女自身的角度去研究妇女的生活,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要判定某些制度或行动是“压迫性的”。
  和以往的研究不同,高彦颐关心的不是妇女地位的低下或者寻找妇女的反抗,她考虑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儒家的社会性别体系为何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运转得这样灵活顺畅?妇女们从这一体系中获得过什么好处?”通过研究17世纪一群拥有特权、受过教育的女性即闺塾师,高彦颐发现闺塾师通过女性文学的传递,超越了闺阁的空间限制,从而营造出一种新的妇女文化和社会空间。尽管这仅限于精英阶层妇女,但是在高彦颐看来,“它凸显了即使在儒家体系范围内,女性自我满足和拥有富有意义的生存状态的可能”。实际上,“在值得称赞的道德和允许的缝隙间,文学女性静静地打造着自己扩展了的空间,并在其中享受着自由和满足”。她指出:“与现行的假定相反,就女性而言,遵从‘三从’并不永远意味着限制和自我否定。事实上,许多女性在‘从’男性中,感到了特权和一定程度的自由,尽管她们可能已经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自由终究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尽管大多数妇女生活在“三从四德”这些法律和社会习俗的管束下,过着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尽管妇女不能改写框定她们生活的这些规则,但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体系内,她们却极有创造地开辟了一个生存空间,这是给予她们意义、安慰和尊严的空间。换言之,中国的社会性别体系并不是建立在强制和蛮横压迫基础上的;中国妇女史也不是女性彻底的反抗或沉默,而是充满争执和通融。

曼素恩:《缀珍录:18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与伊沛霞和高彦颐一样,曼素恩也反对把中国女性历史理解为一种受持续压迫的、不变的历史。在出版于1997年的《缀珍录:18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中,曼素恩通过把妇女置于盛清历史的中心,对将中国妇女看成被“传统文化”压迫的牺牲品,直到西方教育和价值观被引进之后才得到解放的论断提出挑战。她指出,这一假设是把“对中国妇女的研究锁定在‘对西方回应’(response to the-West)的范例之内”,它把中国现代妇女史写成了一个“她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怎么引进西方式教育和受西方改革运动影响而被解放的故事”。曼素恩努力寻找中国妇女自己的声音,她指出,儒家学者对妇女的记载多是“千篇一律、数不胜数的公式化的叙述,反复讲述着女性以守贞的名义自裁或者在恪守节妇之道的名义下尽其一生侍奉公婆的故事”。在她看来,尽管男性儒家学者留下的妇女传记是研究中国妇女史的珍贵史料,但是,无法通过它们理解女性自身的思想或者信仰,也不能期望在这些故事中发现女性自己主体性的迹象。幸运的是,在盛清时期出版了大量闺秀诗文。曼素恩认为,这些闺秀诗文的刻本毫无疑问是研究前现代时期中国女性的最有价值的史料之一。同时,她也指出,虽然将闺秀作品作为了解“中国女性”生活世界的一扇窗户,其实并不尽如人意。因为,这些女性作者都来自社会顶端的精英阶层,她们许多人过着一种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特权生活,闲适与饱学将她们与帝国晚期99.9%的妇女隔绝开来;而且,她们中的70%以上来自中国中部的沿海一隅。但是,这些女性诗歌可以修正在男性视野中固有的偏差,并且可以用来观察在一个儒家规范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女性怎样诉说她们心目中的价值和意义。

曼素恩:《张门才女》


  通过考察盛清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以及社会性别关系赖以成立的个人与家庭的语境,包括个体的生命过程、写作、虔信等,曼素恩发现盛清时期是一个社会性别关系被重新讨论和审视的时代。“随着清军入关和文化环境的变化,清朝统治的结果导致盛清时代社会性别关系再次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复兴再次定义了正妻在伦理关系中的地位,并使歌姬边缘化。清朝的政治家又通过他们对家庭经济中妇女工作的关怀扩大了这种效应。更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在写作和宗教活动方面的权利,意味着她们已经参与了社会性别关系的重建。这些转变是我们仅仅站在男性的立场上所无法理解的。”因此,曼素恩对传统的历史分期提出了挑战,认为盛清时期是中国妇女史上一个独立的分期。曼素恩的研究表明,20世纪前的中国不是一个持续不断地、不变地压迫妇女的漫长时期,实际上,性别的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转变。
  最近20年来,美国学者有关中国性别史研究的专著和文章在数量上有突破性发展,这里只是介绍了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而且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几部著作。不难发现,虽然美国学者的中国妇女史学家研究的对象、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她们都力图摆脱中国妇女的受害者模式。可以说,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研究范式,它不仅使社会性别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一种重要分析范畴,改变了中国史研究中忽视妇女书写的以及关于妇女的资料的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它转向了新的提问方法,使用了新的史料、新的视角,勾画出了与以往看法不同的画面。现在,美国学者们再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中国妇女视为长期受父权制压迫的受害者,也不能简单地把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的男尊女卑思想当做历史上无处不在的普遍社会实践。可以说,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家已经开始重新书写中国妇女史。

 

(本文转载自网络——海外汉学研究)

 
【经济-社会史评论转发】2016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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