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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的当代欧洲思想
钱乘旦


陈乐民先生中西文化修养深厚,博览群书。除去专著,还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和随笔。这些笔记所涉甚广,兼有中西文史哲,杂中求专,专中求博,力图在中西历史与哲学中找出通道。北京三联书店于 2014 年出版了陈乐民先生的文集凡九卷,但是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对他思想的研究和传承。日前,先生的部分生前好友,以及有关欧洲史、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围绕九卷本陈乐民先生关于西方文明的思想举办了“与陈乐民先生共同探讨近代文明的进程”研讨会,社科院欧洲所陈乐民先生的同事对先生31本未刊读书笔记做了系统的梳理,整合了他的重要专著和文章随笔。与会者对陈乐民先生关于欧洲历史、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儒者仁也,陈乐民先生平生从未大声说过话,一直以工整的小楷写作。他以儒雅的风范,深刻的中西文化学养被学界誉为“最后一个绅士”。2015年1月7日,陈乐民先生逝世六周年,1月28日,陈乐民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值此之际,本报特编发此版,以作纪念。
陈先生是欧洲研究大家,他关于20世纪欧洲的思想是他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谨以《20 世纪的欧洲》切入讨论他的当代欧洲思想。
1、陈先生对当代欧洲有一些精辟的见解,这出于他对战后欧洲的基本判断。在陈先生看来:“20世纪的欧洲其实应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这个世纪的上半叶不过是19世纪的继续,并为19世纪做了‘结算’。”(陈乐民作品:《20世纪的欧洲》,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9页)因此,当代欧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与之前的欧洲相比,它最大的变化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边缘化’”:二战“以前的欧洲似乎被推进历史里了,那些欧洲人引为自豪的辉煌岁月,都成了‘昨日的世界’。”(第 11 页)
这是对当代欧洲的基本判断,也是对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主导世界潮流数百年之久的古老欧洲衰落了,它沦为美国的附属品。“只有美国,鹤立鸡群,世界上哪里有热点,就必然有它的身影,试看今日之天下,……何处没有美国的炙手可热的影响。一个罗马帝国式的古老梦想在重温,在勾勒,虽然难免有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相形之下,欧洲无论如何繁荣和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甚高,也只能退居美国大厦的‘厢房’。”(第 9-11 页)
就美国成为引领世界的国家而言,这不是陈先生的首创之见,二战后的现实情况就是如此,陈先生的洞察却在于他对欧洲应对变化的见解上,在这方面,他表现出独树一帜。按照陈先生的诠释,欧洲人对此心知肚明,但并不甘心,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激烈竞争,尤其是美国的竞争,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前主席雅克·德洛尔曾经说:欧洲正在做一场“生存和没落之间的战斗”。(第 48 页)
这样就涉及到当代欧洲最引人注目的事态之一了:欧洲一体化。按照陈先生的说法,20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主要特点是两“化”,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边缘化’和欧洲诸主权民族国家之走向‘一体化’。”(第7页)两“化”之间有什么关系?陈先生认为,“一体化”是欧洲摆脱“边缘化”的努力与尝试:“在全球经济中与美国和日本竞争需要建立欧洲大厦,如果不这样做,则单个欧洲国家将会发现自己在经济上被两个更大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国家挤出竞争行列。”(第109页)换句话说:为了每一个欧洲国家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致覆灭,欧洲需要“一体化”。
这个见解很独到,多数人(至少在中国)在谈论欧洲一体化问题时,一般都老生常谈,突出欧洲人在经历了两次大战的浩劫之后渴望和平,希望永远摆脱战争,因而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捐弃前嫌,为世界树立了缔造和平的光辉榜样。人们进而谈论一个时代的终结,那就是民族国家时代的终结;人们津津乐道于新的历史进步,欢呼超越民族国家的新时代之来临,在这个新的时代中,欧洲——那个已经衰落的欧洲,又一次引领世界。看来,欧洲再次为自己找到了新的辉煌!
对此,陈先生却当头棒喝。他指出,“欧洲:还是‘民族国家’的时代”,现时的“欧盟”仍旧“是主权国家协调政策的‘联合体’,一种通向联邦性质的国家联盟”;尽管“西欧民族国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同一性’的成分确实已经大为增多,而且随着新世纪的来临,西欧各民族之间在各方面的‘同一性’还会增多,……但是超越时空的逻辑取代不了现实的世界,今天看来,那仍不过是看不到边际的乌托邦。”(第103,110,113-114 页)
请注意最后这句话:“超越时空的逻辑取代不了现实的世界”,这说明陈先生在做这个判断时完全是以冷静的观察与现实为依据的,在现实主义的视野下,对欧洲一体化进行实事求是的检验。为证明自己的判断,他特别指出以下一些事实,例如在两位“欧洲之父”法国的莫内和舒曼那里,他们提出法德煤钢联营,其初衷是防止鲁尔工业区再度落到德国手里,为德帝国的复苏创造条件;换句话说,他们是想让法国的力量渗透到德国的重工业中去,从而控制住德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在德国方面,阿登纳也看出与法国的合作是振兴欧洲的一个机会,可以在美、苏之间制造出“第三种力量”。(第75页)由此可见,欧盟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不可跨越的自我悖论,即“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悖论:“只要还存在着‘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就会阻碍着‘联盟’的目标的实现,每面临一项涉及民族利益的现实问题,‘联盟’自身便显得软弱无力。”(第55页)这就是陈先生从事实中总结出、又不断被事实所证明的结论。事实上,欧洲一体化数十年的历史不断重复这个悖论——从《罗马条约》的行之无效,到《巴黎宪章》的盲目乐观,再到2008 年以后的“欧债危机”(可惜陈先生不能亲眼目睹这场危机的演化),都在展现“一个直到今天也没有克服的矛盾,这就是条约的‘超主权’性质和民族主权之间的矛盾。”(“罗马条约”见76-78页,“巴黎宪章”见 167-169 页,引言见第 79 页)
“欧盟”的最终形成,仍旧有赖于外来的国际压力。80 年代的实际情况是:西欧各国都感受到强大的经济压力,一方面是经济萎缩,另一方面是美国和日本的强劲竞争,面对这种局面,西欧各国的政治精英们终于痛下“政治决心”,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同市场”来拯救欧洲,遏制欧洲持续衰落的势头。这样,才有了1992 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及后来的“欧元”。不是这种使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意识到只有“联合”才有出路的国际环境,“一体化”恐怕仍旧是说得多、做得少。陈先生对历时近40年之久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做了如此结论。第 88-93 页)
总之,以这样的视野来观察欧洲一体化和欧洲联盟,就在“永久和平”的道德光圈之外,看到了“欧洲振兴”的现实要求,或者说“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陈先生特意引用了80年代末、90 年代初苏东剧变时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德国总理科尔的两段话,来标志“欧洲民族主义”。密特朗说:“欧洲将不再是我们半个世纪以来所认识的那个欧洲,这是很显然的。昨天,它还依附于两个超级大国,将来,它将像人们回到家里一样回到它的历史和地理中去。”科尔说:“我们古老的大陆欧洲又回来了,带着新的力量和新的自信心。我们驳斥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人们关于即将面临‘欧洲硬化症’危险的忧郁的预言,今天,欧洲处在全世界政治事件的中心,它又是世界政治的主体了,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客体了。”(第167-168 页)因此在陈先生看来,欧洲联盟具有对内的“联盟”和对外的“保护主义”的双重性质:内部的“民族性”和外部的“欧洲性”将同时并存,如果以为这种双重性质会在短期内消失,那只是乌托邦。(第54-56,114页)
这个判断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能够解释战后“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并且预见了自2008年开始的“欧债危机”中,为什么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会有“非欧洲”的表现,而且“非欧洲”本性比“欧洲”本性更根深蒂固。在延至今日的这场危机中,欧洲国家在欧洲内部表现出“民族性”,都不愿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牺牲自己的“国家”;但另一方面,“欧洲”又在为欧元奋斗,为“欧洲”奋战,全力抵御美国和世界其他强势经济体(包括中国)的侵袭。陈先生对欧洲一体化双重性质的分析独具慧眼,同时又入木三分。可惜的他似乎未能充分展开他的思想——按照这个思路,欧洲一体化应该是构建“欧洲民族国家”的努力,欧盟是这个“国家”的雏形。但一旦“欧洲民族国家”真的出现了,它将如何改变世界格局?世界会不会喜欢它,美国会不会欣赏它?美国如果不喜欢这个“国家”,它会怎样处置它?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自然延伸的,而且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徐徐展现,但陈先生却没有将这些问题延伸开来,留下了许多遗憾。
可是陈先生仍旧指出了“欧洲一体化”缘起之中另一个严酷的事实,即新的国际对抗在欧洲布局,按丘吉尔的说法:一道铁幕在欧洲落下,把欧洲分成东、西两个部分。冷战对“欧洲一体化”的催生作用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但这个事实在后来许多论者那里却经常地、有意无意地被忘却,于是“一体化”作为一种国际对抗的特殊形式就被消解了,完全变成了“化剑为犁”。陈先生却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两个非常关键的政治因素促成了西欧大陆国家的有限的联合”,第一个因素是苏联和东欧结合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它具有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攻势”,对西方造成巨大的威胁;第二个因素是德国被彻底打败,分别被东、西方占领,在“西方”,它已不再是威胁性力量,相反已经成为西方的一部分。用这个逻辑往下推演就可以知道,二战结束后“西方”的敌人已经变位,苏联成为头号劲敌,因此陈先生会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以‘冷战’的思维对待对方,需要一个政治上联合起来的西欧大陆筑起一道‘防水层’”;西欧的联合“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关系到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衰和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竞赛中孰胜孰负的大问题”。(第70-71页)联想到亨廷顿将这个“竞赛”定义为“意识形态的冲突”,那么欧洲联合就是这个冲突的大战略了。换句话说,二战之后的欧洲时局是:热战变成了冷战,抗德换成了抗俄。在陈先生那里,冷战是西欧联合的重要背景,也是重要推手;但联合的目标显然不是和平,而是一场特殊的战争,这场战争最后以西方的胜利而告终。
由此看来,欧洲联合一方面是在西方范围内应对美、日的强劲挤压,另一方面是在西方范围外打一场资本主义保卫战。对“欧洲”而言,两方面都意味着“保卫欧洲”(其实是保卫“西欧”),因此是生死攸关的。至此,陈先生对“欧洲一体化”的分析已经非常深刻了,远远超出了多数论者。但这样的分析显然是现实主义的,陈先生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看破了当代欧洲(西欧)的纠结所在,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深沉洞察力。现实主义是陈先生思想中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研究工作中一个重要特点。
2、但陈先生还有另一面,那就是理想主义,陈先生对战后欧洲的诠释也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这其中除了对康德的崇敬之外——康德曾设想由“欧洲联邦”过渡到“世界联邦”,由此而实现全世界的“永恒和平”(《“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见《20世纪的欧洲》第 274-275页)——除了他对康德的崇敬与康德对他的影响之外,他对欧洲历史进程的乐观主义信念也是一个基本出发点。
首先,在陈先生看来,作为“两希(希伯来、希腊)文明”的传人,“欧洲的历史文化有三种性质”,一是“批判性”,二是“辐射性”,三是“传承性”,这些性质使欧洲文明自古代以来就不断“进步”,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越滚越大;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现代欧洲的“进步思想,民主、自由、人权等,都可以在基督教神学的变化和发展里找到最初的‘种子’”。欧洲文明的根底里就有“进步”的基因,所以从12、13世纪开始,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发展……,一路走来,欧洲都在世界领先。“进步”是欧洲历史的特点,也是它领先世界的法器,只是到 20 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欧洲才从领先的位置上跌落下来,“欧洲已不是原来的欧洲,它陷入对过去的反思。“(第 11-15页,第 25 页)
反思欧洲“落后”,原因是美国比它更“进步”了:19世纪的欧洲已经在自由、民主等制度方面“明显地落在新大陆后面”;到 20世纪,它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方面都落后于美国。“欧洲最根本的弱点说到底,是历史包袱太重。工业化最早的英国是从自由贸易一点点开始的,君主制虽然几个世纪以来早已是‘虚君’,然而贵族体制的等级意识仍时有表现。法国工业化起步本来就比英国晚,而且集权制的观念历来比较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法国是少有的使用‘计划经济’概念的国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比重较大。德国是在君主极权制下实现的工业化,科技发达,但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为军国主义服务的工业占了很大的比重。此外,西欧这些工业化国家,都有比较强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影响,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都不同程度地推行过‘国有化’政策的高税率、高福利的福利政策。”(第32页)
相比之下,美国是一个更完美的国家,处在更先进的发展水平上:欧洲的“市场体制不如美国自由和开放,向高科技、尖端前沿科技的投入不及美国雄厚,科技新发明转化为生产力并与企业结合的周期不如美国快,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比美国深而且广,‘私有化’程度要低得多,福利国家的包袱比较重,等等。其结果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欧洲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远远逊于美国。”(第32页)显然,美国比欧洲更进步了,因此陈先生说:“20 世纪……是美国世纪取代欧洲世纪的世纪,特别是下半个世纪,从政治、经济到大众文化,到科技革命,到生活习惯,美国都对欧洲产生了与日俱增的影响。美国把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民主推到了顶峰。”(第166页)如此一来,欧洲就“衰落”了,尽管只是“相对的衰落”。(第32页)陈先生对欧洲衰落、或“边缘化”的认定,是建立在关于“进步”的程度指数之上的。
“进步”是陈先生思想中理想主义的根基,他坚信欧洲会不断进步,而20世纪的“进步”就是以美国为榜样,丢掉“历史包袱”,将欧洲传统中进步的原理贯彻到底。陈先生那里是有一些先定的“进步”标准的,其中包括市场经济、私有化、国家不干预、非福利化等等,以及更古老的人类本性如自由、平等、博爱等。正是这些标准使美国比欧洲“更进步”,使欧洲需要向美国看齐。当然放在实证的镜片下予以审视,这些标准也不能完全对应美国的历史与现实,而且自二战以来,美国不断表现出向这些标准相反的方向移动,比如市场调控,政府干预,福利倾向等,因此其发展的趋势是与欧洲相同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但这不妨碍对美国的判断,理想主义往往以抽象的原则为出发点。涉及到“欧洲联合”这个话题,我们注意到陈先生这样一段话:
“在欧洲,(斯宾格勒所说的)那些‘无机的或僵死的形式’时时阻遏前进的步伐,这是新生的北美所没有的。今天,欧洲联盟关于建立内部统一的自由市场,提倡实行充分而全面的‘四大自由’(货物、人员、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通’),拆除妨碍这四大自由的一切壁垒,目的就是要排除那些‘僵死的形式’,以便能适应全球化进程中日益激烈的竞争局面。”(第 33 页)
这段话透露的信息是很清楚的:欧洲只有抛弃“僵死的形式”(前面提到的英、法、德等国的“历史包袱”),按美国的模式改造欧洲(如“四大自由”),才能实行复兴。但“货物、人员、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通”在欧洲那种民族国家林立的状态下是无法完成的,只有“建立内部统一的市场”才能“拆除一切壁垒”。于是,欧洲一体化就意味着向美国学习和靠拢了,陈先生说:战后“欧洲有两层意义的‘趋同’:在欧洲,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趋同’,主要是后者向前者‘趋同’;在大西洋两岸,是美欧‘趋同’,主要是欧洲向美国‘趋同’。看来这将是21世纪的大西洋形势的发展趋势。”(第166-167页)
请注意最后这句话:“这将是21世纪的大西洋形势的发展趋势”。若是果真不错,那么我们在第一节中提到的,陈先生以现实主义目光敏锐觉察到的“一体化”是欧洲摆脱“边缘化”、实行欧洲自救的努力与尝试,以及陈先生特意介绍的欧洲两位政治领袖密特朗和科尔关于欧洲终于可以不再依附两个超级大国的言论,是否也是“趋势”?如果也是“趋势”,那么两个“趋势”之间的关系如何?欧洲最终是摆脱对美国的依附、还是与美国“趋同”?看来,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有时是会冲突的,这里看到的就是一例。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关于东欧的分析中。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东欧的处境如何?陈先生首先指出:欧洲联盟是“具有大体相应发展水平的民族结合为一定程度的国家联盟”,而东欧、俄罗斯等虽属于欧洲,却“离‘欧洲联盟’的目标还远得很”,因为它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达不到那样的程度,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另一个高度”时,才能“逐步冲破民族的界限”。(第54-55页)陈先生还指出:任何程度的联盟或联邦,“首先要经过‘民族国家’比较充分发展的阶段。所谓‘充分发展’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这个说法与我们在第一节中讨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显然属于现实主义立场。顺着这个思路,可以看出东欧国家是不适宜组合进由“大体相应发展水平的民族”组成的欧洲联盟的,它们不仅没有达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充分发展,其“民族国家”的组建也尚未完成:尽管像波兰、捷克、匈牙利这些地方“基本上已经走上了正常民族国家的道路”,但巴尔干地区则“情况太复杂,近期几乎看不到组成像西欧那样的‘民族国家’的可能性。”(第130页)到这里为止,陈先生一直是沿着现实主义的思路讨论问题的。然而90年代以后的事实却是,欧盟“东扩”把整个东欧都扩进去了,而且还扩到了乌克兰!如何来解释这个现象——即欧盟把不应该组合进去的东欧也拉进了欧盟?继续按现实主义的思路讨论下去,结论只能是欧盟正背离它的原则(“大体相应发展水平的”国家组成联盟),而把自己又放进最陈旧、最没有出路和最不可想象的大国博弈的棋盘,即与美国结盟、与俄罗斯对峙。类似的博弈在欧洲历史上已经出现过无数次了,并且每一次都引向战争。
可是陈先生转而使用理想主义来解释欧盟“东扩”。他说冷战结束后,“东欧各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们都宣布实行多党体制和议会民主制,宣布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为自由经济体制,要实行私有化,等等……这些国家在‘二战’以前就有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有些党原本即是冷战期间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起来的,所以东欧解体后,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不仅是改个名称,在思想上也是很容易‘转换’的。显然,东欧巨变后在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等的总体文明上向西欧靠拢乃是大势所趋。”(第 129页)这是用“主义”来解释东扩,用“理想”的转变来解释事变;并且事变的主体也转换了,欧盟“东扩”变成了东欧“要东扩”。由此我们能理解前面已引用过的那半句话:在战后欧洲,“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趋同’,主要是后者向前者‘趋同’”。因此理想的扩散是“东扩”的动因,在20世纪欧洲,“居于主流地位”的思想是自由主义。(第 164 页)
如果把“东扩”放在现实主义的视角下,并且追溯处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东欧”之数百年历史,我们会发现:它已在双方之间摆动过好几个来回了,这一次是不是最后一次摆动,那是谁都说不清的。自从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新一轮博弈又开始了,大国博弈的棋局并没有结束,欧洲联合在这盘棋中怎样走,却是个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小结:陈先生非常推崇康德,他曾说康德既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而这两者不免发生冲突。(陈乐民作品:《敬畏思想家》,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92-93 页)我觉得陈先生自己也是这样,《20世纪的欧洲》既有现实主义,也有理想主义,这是《20世纪的欧洲》的特点,可能也是他所有作品的特点。
人们常说国际关系理论或外交政策制定可以分为两大类: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从陈先生的作品中我们意识到,国际政治研究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想主义,另一类是现实主义。两种类别如果在同一部作品中出现,就形成了《20 世纪的欧洲》。
附言:在《东欧巨变与欧洲重建》这本书中,陈先生再次表现出坚定的现实主义立场,他说:
欧洲的东部地区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战后雅尔塔格局彻底瓦解,从此欧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第二,“欧洲统一”只是一个遥远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理想;现实是本已存在的发展不平衡的四个“板块”的格局取代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分的“一分为二”格局。这四个“板块”从西向东指的是:欧洲共同体和自由贸易联盟国家;统一后的德国;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中欧、东欧;苏联的欧洲部分。德国虽然是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之一,但有着有别于其他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政治、经济特征和影响,它本身就是一个“板块”。这些“板块”之间和各自本身都包含着种种问题和矛盾。(东欧巨变和欧洲重建》,见陈乐民作品:《战后西欧国际关系》,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449 页)
四个“板块”的格局是陈先生又一个洞见,与其他论者不同(也与他在《20世纪的欧洲》中所做的陈述不同),他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一分为二”将让位于发展不平衡的四个“板块”,利益的权衡将大于“主义”。因此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趋同’,主要是后者向前者‘趋同’”不见了,统一的欧洲不是更近了、反而有可能更远了。时至今日,这个预言似乎越来越被事实所应验,而陈先生写这本书是在1991年,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深信:欧洲将统一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美国式代议制政治的“历史的终结”点上(The End of History)。
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只有现实主义的冷酷观察才会做出这个结论,而理想主义一般都认为历史有终结。

(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15.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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