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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盛期西方理性主义的盛行及其意义

徐善伟

[内容提要] 在信仰至上的西方中世纪时代,理性主义不仅一直存在,而且它从弱到强,并最终导致普遍理性在中世纪盛期的确立与盛行。同时,一股追求个体的自主的理性的潜流也逐渐萌生。而13至14世纪的拉丁阿威罗伊主义、新奥古斯丁主义以及经验科学精神作为一股日益强大的思想潮流不仅导致理性与信仰的分离,为某种程度的思想自由和个体的自主的理性发展打开了一条通道,而且还使重视观察、实验和数学的近代科学精神得以孕育,从而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提供了思想来源。

[关键词] 普遍的理性 个体的自主的理性 阿维罗伊主义 托马斯主义
The Prevalence of Rationalism and its Consequence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Xu Shangwei ,
(History Department,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religion was paramount in the western medieval history , rationalism still existed and became stronger. At last , “boundless ”rationalism prevailed . At the same time, free rationalism as an undercurrent also sprouted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During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Latin Averroism , New Augustinism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became a strong trend of thought, it not only led to the separation between reason and religion, the emergence of free rationalism, but also fostered modern science spirit as well as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Reformation.
Key words “boundless” rationalism free rationalism Latin Averroism Thomism


人们通常将中世纪到近代思想的过渡看作是一个从信仰到理性的过程。严格说来,这一看法是不尽合理的,因为中世纪并不是一个没有理性观念的时代,正如怀特海所言:“整个中世纪的哲学,同现代思想相比,是一种‘无边无际’的理性主义。”我们可以将中世纪的这种理性主义称为普遍的理性主义,即它是在承认信仰至上的前提下,对事物的一种理智的逻辑性的思考和判断。在中世纪盛期(11—13世纪),它已在西方盛行开来。同时,一股追求个体的自主的理性主义的潜流也在该时期萌生。所谓个体的自主的理性主义就是说人的理性依赖于其自身的智慧与思维能力,它不需要也不接受任何来自于超自然的权威。它导源于古典时代,并在近代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的这种个体的自主的理性主义恰恰是以中世纪的理性主义为先导的,因此,中世纪盛期理性主义的盛行对于近代个体的自主的理性主义的出现起了不可替代的桥梁的作用,因而其意义重大。

众所周知,古典时代之思想便以个体的自主的理性为特征。但是伴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一统地位的确立,古典思想便被看作是异教的东西而遭排斥。然而,基督教神学家却无法也不可能回避人类所创造的这一优秀的文化成果,于是基督教与希腊哲学这两种文化形态便最终走向交汇与融合,从而导致基督教哲学的出现。可以说,基督教的发展历程就是一种不断用理性加以建构的过程,即一种理性化的过程。

早在公元5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就成功地将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教义加以融合,从而带来了基督教和希腊哲学的第一次大的综合。而12世纪以后,基督教哲学的发展则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输入密切相关。
自12世纪中期至13世纪后期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亚氏的著作通过各种渠道从阿拉伯文或希腊文全被译为了拉丁文。与此同时,一股研究亚氏的热潮也在拉丁基督教世界迅速蔓延开来,刚刚成立的大学则成为传播亚氏学说的重要阵地。面对这股强劲的新思潮的涌入,教会恐慌不已。它先后于1210、1215、1263年颁布禁止传播亚氏学说的禁令,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挡它的传布。事实亦如此,至13世纪中叶“这些禁令似乎成了一纸空文。在1255年,文学院的成员实际上都必须研究他们所知道的所有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即便是保守派的最伟大代表、巴黎主教奥维涅的威廉也“承认亚里士多德科学及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阿拉伯哲学和犹太哲学的价值”。而另一位神学家首席法官菲利普(Philip the Chancellor,卒于1236年)也在他的神学著作中运用了亚里士多德和阿拉伯哲学家的论著,这清楚地说明,“一位神学家再也不能无视他们的著作了”。从此,亚里士多德学说就成了大学教师们进行教学和研究的主要依据,“对13世纪早期的巴黎大学的先生们来说,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的发现,不论是在他本人的著作中还是在他东方学生的著作中的,都是一个对新的和普遍适用的方法的发现”。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人研究亚里士多德热潮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阿拉伯人的激发。因为,希腊哲学之引入阿拉伯世界也同样在伊斯兰神学界引起了一场信仰和理性的大讨论。在翻译运动中,许多阿拉伯哲学家如肯迪、伊本·西那、伊本·鲁士德(他们被称为阿拉伯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学派)、伊本·迈蒙、安萨里、法拉比、伊本·盖比鲁勒等人的著作也被译为拉丁文,从而为经院哲学的发展与繁荣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罗杰·培根曾明确地指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绝大部分并没有对西方产生任何影响,这或者是因为亚氏的手稿仍匿而不现和极为少见,或者是因为这一主题让人感到困难和令人生厌,或者是由于东方发生战争。这种状况直到穆罕默德时代之后,即当阿维森那和阿维罗伊及其他人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重新作了系统阐释之后才有所改变。虽然某些逻辑学和其他著作已由波伊提乌斯从希腊文译为了拉丁文,然而,只有从米切尔?斯科特时代起,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才受到拉丁人的高度称赞。因为斯科特翻译了亚里士多德有关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著作的某些部分,并加上了他自己的阐释。” 接着培根又谈到伊本·西那与伊本·鲁士德的著作译介到西方的情况。培根作为当时的见证人,他的这一分析基本上是合乎实情的。现当代西方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进一步印证了罗杰?培根的说法。例如,阿尔弗雷德?圭劳姆论道:“欧洲人掀起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热潮,是因为他们对哲学的热望因与阿拉伯思想的接触而被激发了出来,这几乎是无可置疑的。” B.B.普拉斯也论道:“对阿维罗伊和阿维森那的评注及亚里士多德的言辞的翻译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亚里士多德是通过伊斯兰人的阐释而进入拉丁西方的。”吉尔松指出:“中世纪欧洲并非直接继承了希腊哲学,而是通过叙利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学者、科学家和哲学家这一渠道而间接地继承了希腊哲学。”

这样,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广泛传播与基督教会的抵制政策使得整个经院哲学内部在围绕着如何对待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问题上,逐渐分化为三个派别。一派以奥古斯丁——柏拉图主义者为代表(如圣安瑟伦、哈勒斯的亚里山大、圣波文那等),视亚氏学说为异端邪说,仍坚守奥古斯丁-柏拉图主义传统。一派以拉丁阿维罗伊主义者为代表(如布拉班特的西格尔等),主张全盘接受亚氏之学说。实际上,在13世纪的西欧,对亚里士多德学说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遏制措施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亚里士多德学说纳入到基督教神学的体系中去,而不是通过一纸令文将之禁闭起来。于是,在对待亚里士多德学说上,出现了一种既反对保守派又反对激进派的中间派,其代表人物是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 , 约1200—1280)及其学生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4/1225—1274)。一方面,他们驳斥奥古斯丁主义者武断地将亚里士多德学说拒之门外的做法,并认为奥古斯丁的理论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也不错,两者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另一方面,他们又驳斥阿维罗伊主义者无条件地吸收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做法,因为在他们看来,人们之所以将亚里士多德学说与基督教教义对立起来正是由于阿维罗伊主义者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歪曲而造成的。所以,他们站在中间立场上,主张改造和吸收亚里士多德学说。

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反异教大全》、《神学大全》及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解释篇》、《后分析篇》、《伦理学》、《论灵魂》、《物理学》所作的评注中都是围绕调和亚氏学说与基督教神学而展开的。他运用亚氏的思想范畴及其逻辑推理方法对所有的神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得出了与基督教信仰完全一致的结论。例如,在理性与信仰问题上,阿奎那认为,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协调一致的。他将基督教所宣扬的真理分为两种:一为可通过理性加以证实的真理,一为靠天启知识而获得的真理。由于自然理性只能达到关于上帝的有限数量的真理,所以,有一些只能靠天启知识的权威性去确立。这种对天启与理性这两个概念的区分,目的在于说明两者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其最终目的在于达到一种唯一的真理——基督教所宣扬的真理。这就既否定了激进的拉丁阿维罗伊主义者将信仰与理性分离的“双重真理”说,也否定了保守的神秘主义者只靠信仰而不依赖理性去探索上帝的做法。可以说,坚定的信仰主义与普遍的理性主义并行不悖地融汇在托马斯主义的理论体系中。
托马斯?阿奎那的功绩是巨大的。他将基督教神学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学说宏大而牢固的基础上,从而实现了基督教神学与希腊哲学的第二次大的融合。托马斯?阿奎那也因此而成为中世纪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他的成就代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最高成果。如果说奥古斯丁的态度“代表了一种对衰败的古典世界的有效的、重要的认识……代表了那个时代人文主义的最后阶段” 的话,那么阿奎那则代表了处于中世纪盛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对古典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重要认识,代表了那个时代人文主义的复苏和日渐高涨。由此,托马斯—亚里士多德主义也逐渐取代奥古斯丁-柏拉图主义而成为新的官方的理性化的神学权威体系。这样,托马斯主义的胜利也就标志着普遍的理性主义在西方基督教哲学中的确立。

那么具体说来,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普遍流行对于西方思想的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它有力地促进了刚刚兴起的经院哲学迅速走向鼎盛。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流行使经院哲学家在逻辑思维的艺术方面受到一种严格而精确的训练。在中世纪初期,人们的哲学思想仍然是十分幼稚的。至中世纪盛期,社会经济及文化生活的高涨及古典和外来文化的引进不断向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人们便再也不能固守那些思想混乱、歧义与矛盾随处可见、缺少逻辑洗练的圣书和引证。于是人们便从新引进的希腊和阿拉伯哲学中去寻求一种明晰可辨的推理与逻辑法则以武装自己的头脑。这便导致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在西方的兴盛。在12世纪的教会学校中,拉丁文学与修辞学的教育备受重视,但到了“12世纪末和13世纪,对古典拉丁文学的强烈兴趣却让位于对‘新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强调”。如果说自9世纪“加洛林复兴”开始的对古典拉丁语及文学的爱好在12世纪开花结果的话,那么自12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辩证法和逻辑推理的偏好则在12世纪末和13世纪迅速成为人们进行哲学思辩和理性探索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正如论者所言:“在阿伯拉尔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时代,对辩正思维和哲学思辨精神的爱好,已经在巴黎开始改变了基督教世界的思想气候。而且从那个时候起,较高级的研究就受到逻辑的辩论术的指导,quaestio(问题)和公开的辩论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世纪哲学的形式,甚至其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也是如此。索伯恩的罗伯特(Robert of Sorbonne)说:‘如果未经辩论的牙齿的咀嚼,任何事情也不能完全为人所知’。” 辩证法也从此成为经院哲学的操作原则。

正是经过几个世纪的逻辑和思辨的洗练,西方人在思维上的敏捷性和思想上的精确性大大提高了。因为经院哲学不仅维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而且其所运用的逻辑推理和论证的方法还培育了许多近代早期的科学家。对此,许多现代著名的思想家都曾做出过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如英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论道:“经院主义时代为现代世界的科学成就奠定了基础。” 著名的文化史家道森也指出:经院主义使我们“相信理性的力量和宇宙的理性,舍此近代科学就不可能产生。它摧毁了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其他落后民族所共有的那种古老的巫术自然观。” 科学史家丹皮尔亦指出:“正如罗马法的存在使得秩序的理想在整个混乱时代和中世纪得以维持不坠一样,经院哲学也维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相信上帝和宇宙是人们的心灵所能把握的,甚至部分理解的。这样它就为科学铺平了道路。因为科学必须假定自然界是可以理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在创立现代科学时,应该感谢作出的这个假定。” 可见经院哲学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堵塞人类才智、使人变得蒙昧的哲学,恰恰相反,“对经院哲学来说,理性完成于理智力,其闪电扩展为明灯。再没有比经院哲学更少蒙昧的东西了”。西方学者的这些评论并非言过其实,这是他们冲破启蒙时代思想家们的偏见,经过长期研究之后而得出的一种合乎实际的结论。

二、系统女巫理论的建构与对女性的迫害

人类学家的研究已经证明,巫术信仰一直在民间长期流传,而且从事巫术活动的巫师大部分是女性。 而在西方悠久的妖术和民间传说的传统中,也存在着巫师更有可能是女性的观点。 但是,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导致这场长期和大规模的以猎巫为借口而对女性进行的迫害运动,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和知识界人士对有关女巫理论建构的一个结果,即是说,系统的女巫理论的出现为有计划的女巫迫害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宗教和知识界人士是如何建构这一女巫理论的呢?
巫术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巫师与上帝的敌人——魔鬼的关系。自1100年以来,理论家们便逐渐去整合业已存在的凌乱的巫术信仰,至15世纪末,它已经基本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巫术理论,并一直流行于猎巫运动期间。而女性更有可能从事巫术活动的观念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即是说,巫术理论家是如何将巫术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呢?实际上,将女性与巫术和魔鬼崇拜相联系的传统相当悠久。《旧约圣经》中就讲道:“你不应忍受一位女巫活着。” 而早期的教父德尔图良论道:“你不知道你就是夏娃吗?上帝对女性的审判维持至今;因而这种罪孽也必定留存至今。你们是魔鬼的入口;你们是禁果树的开禁者,你们是第一批背弃神圣法律的人;你们引诱了那连魔鬼也不能腐蚀的人。你们如此轻易地摧毁了上帝的形象——亚当。” 圣奥古斯丁也论道:“女人从一开始就是邪恶的,她是死亡之门,是毒蛇的信徒,是魔鬼的帮凶,是陷阱,是信徒们的灾星。” 《圣经》和教父们的这些言论为后来的女巫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中世纪早期,将女性与魔鬼崇拜相联系则出现在一部于公元9世纪编订的《主教会规》(Canon Episcopi)中。该法规讲道:“主教及其官员必须尽力工作,将魔鬼所发明的邪恶的巫术和恶行从其教区完全剪除……也不能忽略的是,一些邪恶的女性,她们在魔鬼的引诱下而堕落,在恶魔幻影的迷惑下而误入歧途,她们相信并承认,她们在夜间骑在某些动物的身上与异教女神戴安娜以及无数的女性一起出行……她们听从她的号令就像听从她们女主人的号令一样,并且在某些夜晚,她们还被召唤去为她服务……当她们认为除了唯一的上帝外还存在着任何其他的神或神灵的时候,那么她们就背离了正确的信仰并陷入异教的错误之中。” 《主教会规》不仅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教会确立了判定巫术的方针,而且它也明确指出,女性更容易倾向于巫术,因为正是大批的女性追随异教女神戴安娜。而此时,戴安娜已经成为了“魔鬼家族中的首领”,“她可以与撒旦相等同,而她的追随者也就等同于撒旦的崇拜者”。 可见,戴安娜已经成为了“女巫的神”了。

在中世纪盛期,一些经院哲学家,如大阿尔伯特、奥弗涅的威廉、托马斯·阿奎那、海里斯的亚里山大等为后来的猎巫运动提供了一种权威的巫术理论框架,它主要包括与魔鬼订立合约、与魔鬼性交和女巫的夜间出行等。尤其是海里斯的亚里山大和托马斯?阿奎那,他们认为“女性更容易倾向于巫术”。自14世纪后期至15世纪,巫术审判日益增多,大批的巫术理论著作问世,而有关的审判以及众多巫术理论家“都指派给女性在巫术中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种趋向在两位多名我会的宗教裁判官海恩里希?克拉默和雅各布?斯布伦吉于1486年出版的《巫术之锤》中达到了顶点。该书不仅立即成为了一部魔鬼学的标准著作和猎巫运动的指南性手册,而且也为“巫术审判主要集中在女性身上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在《巫术之锤》中,克拉默和斯布伦吉运用经院哲学的方法系统地论证了巫师主要为女性的观点。他们认为,巫师主要为女性“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这已为实际的经验确认是可信的”。而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他们论道:“第一个原因是,她们更为轻信;由于魔鬼的主要目的就是去腐蚀人的信仰的,所以他更愿意攻击她们……第二个原因是,女性天生更容易动感情,并且更容易受无形的幽灵的影响……第三个原因是,她们的言谈不可信,而且不能向其女伴隐瞒那些她们通过魔法而知道的事情……由于她们在思维能力和身体方面更为薄弱,所以她们更容易为巫术所迷住就不足为怪了……一句话,所有的巫术都源于女性那永不满足的强烈的肉欲。”

克拉默和斯布伦吉有关女巫的论述不仅是最为系统和充分的,而且还对其后的宗教和知识界人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论是教皇还是世俗的统治者,不论是保守的教士还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宗教改革家和人文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积极地参与到女巫理论的建构之中。不过,他们大都满足于简单地重复克拉默和斯布伦吉的观点。如法国杰出的法理学家让?博丹声称,几乎所有的巫师都是女性,“正是兽欲的力量使女性极度沉湎于这种欲望中,或者沉湎于复仇……因为女性的内部器官看上去要比欲望并不那么强烈的男性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男性的头要比女性的大,因而他们要比女性更有头脑,也更为谨慎”。 魔鬼学家米彻里斯论道:“撒旦更为经常地选择女性做他的傀儡,这是因为,她们更为执迷不悟和更为喜欢魔鬼,并且干更为可恶的坏事,例如掐死婴儿,将之献给魔鬼并用婴儿的肥肉制成污浊的油膏,而男巫师很少或从不干这样的事。” 马丁?路德在基督教婚姻的布道中讲道:“羞怯、胆小和畏怯任何事情通常是女人的本性。这是她们如此忙于巫术和迷信,并四处奔波宣传魔法的原因。” 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即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在其《魔鬼学》中写道:“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女性的意志要比男性薄弱,所以她们就容易受骗而陷入魔鬼的罪恶陷阱之中,这为撒旦在人类之初诱骗夏娃证明是正确的。”

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这些巫术理论家的论断中,我们发现,这种女巫理论奠定在基督教的魔鬼学和消极的女性观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它是两者相互融合的产物。如果说基督教的魔鬼学论证了魔鬼是上帝的敌人,其力量是普遍存在的,魔鬼及其附属为了摧毁人类的信仰而忙碌,他们能够引诱人类为其服务,而巫师则在魔鬼的引诱下成为了其奴仆,那么消极的女性观则为巫术理论家论证女性最容易受到魔鬼的引诱并成为魔鬼的奴仆——即巫师等于女性——开辟了道路。西方人有关魔鬼观念的由来及其发展在巫术的成长过程中是极为关键的,因为“女巫信仰和对她们的迫害都基于一种有关完全敌对、残忍和阴险的魔鬼力量和普遍存在的学说,而他危害人类的能力已获得了巨大的增长”。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此不准备作深入的讨论。我们着重探讨的是巫术理论家是如何运用消极的女性观念而把女性建构为邪恶的女巫的。

在巫术理论家们看来,女性之所以容易屈从于魔鬼的引诱,是由女性的弱点——思维能力的低下和身体的薄弱、情感的无度、强烈的性欲——所决定的。其中克拉默和斯布伦吉的有关论述最为详尽。女性何以因思维能力的低下和身体的薄弱而容易为巫术所迷住呢?他们讲道:“至于思维能力,或者对宗教事务的理解力,她们似乎与男性有着不同的天性……泰伦斯讲道:女性在智力方面犹如儿童。莱克坦提乌斯(Institutiones, Ⅲ)也讲道:除了蒂弥斯特外,没有一位女性能够理解哲学。《箴言》Ⅺ在描绘一位女性时也讲道:正如一条项链挂在了猪鼻子上一样,一位美丽的女性也没有辨别力。”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论道:“自然的原因是,她要比男性更世俗……应当注意到,第一位女性的形成就存在着缺陷……她成为了一种不完美的动物,她总是在欺骗……显然,在有关第一位女性的例子中,她就是毫无信仰的……她完全不相信上帝的话……所有这些也由女性这个词的语源所证明……。因为她一直就是较为软弱的,所以不能保持其信仰……因此,一位邪恶的女性天生很快就对其信仰发生动摇,结果也很快公开放弃信仰,这是巫术之根源。” 至于感情的无度,他们论道:“由于一位邪恶的女性总是嫉妒……所以,由于这种无度的感情和愤怒,她们或者利用巫术或者利用其他手段,愤恨不满地寻求施行各种各样的报复。” 女性何以有强烈的性欲呢?他们论道:“《箴言》ⅩⅩⅩ讲道:有三种永远也得不到满足的东西,但肯定还有第四种得不到满足的东西;那就是子宫的入口。因此,为了满足其强烈的性欲,她们甚至与魔鬼结交。” 正如论者所言:“当《巫术之锤》使女巫与魔鬼性交连同邪恶的巫术习俗成为其理论构架的核心观点的时候,那么一种事情就清楚明了了:魔鬼,作为传统中的一位男性创造者,主要去纠缠女性;因此他的追随者也大多数是女性。”

其实,以克拉默和斯布伦吉为代表的巫术理论家的这种女性观也并非他们的独创,而是源于古典和基督教传统中的消极女性观。作为西方哲学与科学之创立者的古希腊人,就已比较明确地将女性界定为在智力和身体方面低劣于男性的人,而且他们还将其观点奠定在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基础之上。 作为古希腊文化的继承者,罗马人也大量地继承了希腊人女性观中的消极方面。但对女巫理论家影响最大的当属基督教的女性观。

《旧约圣经》中就已经存在着女性是“罪恶之源和男性之附庸”的观点。而在《新约圣经》中,保罗等使徒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消极的女性观。早期教父则依据《圣经》中的有关论述,提出了他们的女性观。虽然,大多数的早期教父都承认男性与女性在灵魂上是平等的,但是他们却都认为女性在身体上要低劣于男性,所以女性天生从属于男性并低劣于男性。早期教父还认为,女性是罪恶之源。这体现在他们对亚当和夏娃及人类堕落的解释方面。尽管早期教父将人类的堕落看作是亚当和夏娃的过错,然而,其中的罪魁祸首则是夏娃。正是她天生固有的软弱、强烈的性欲和理智的缺乏才酿成这种大错。在这里,夏娃已经是所有女性的代名词了。正如论者所言:“对许多教父而言,《圣经》中的夏娃日益象征着女性所固有的肉欲主义和有罪,而亚当则象征着魔鬼和第一个女性所策划的阴谋的无辜牺牲者。” 教父们的这种消极的女性观对中世纪的教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1世纪法国雷恩的一位主教声称:“在诡计多端的敌人(即魔鬼)向我们布下的巫师陷阱中……最凶恶的……就是女人,她是无耻之柄,邪恶之源,恶毒之泉……是蜂蜜和毒药。” 13世纪的一位编年史家写道:“女人是华而不实的污物,刺人的玫瑰,甜蜜的毒汁……被逐出天国的魔鬼的一种武器,罪恶的根源。”

伴随着12世纪古典文化的复兴,基督教哲学家将古典作家和基督教消极的女性观加以揉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女性观。托马斯?阿奎那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论道:“女性是有缺陷的和不健全的,因为男性精液中的效力倾向于按照男性生产出完美的类似物;而女性生产出的女孩则来自于效力中的缺陷部分,或者来自于肉体的某些有瑕疵的部分,甚至来自于外部的影响……。屈从是双重的。其一为卑屈的……还有另一种被称之为经济的和民事的屈从……。因此,根据这种屈从,女性自然屈从于男性,因为在男性身上,理性的辨别力占支配地位。” 托马斯?阿奎那以《创世纪》中有关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造成的为依据而论道:“上帝的形象是在男性身上而不是在女性身上被发现的,因为男性是女性的开始也是女性的终结,正如上帝是所有动物的开始和终结一样。因此,当使徒讲道,男性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而女性是男性的荣耀时,他又补充其中的理由而这样讲道:因为男性不属于女性,但是女性却属于男性;而且男性不是为了女性而被创造出来的,但是女性却是为了男性而被创造出来的。” 可见,阿奎那是在整合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之女性观的基础上而提出其系统的女性观的。

在文艺复兴时代,虽然一些人文主义者曾对这种消极的女性观提出质疑,但也有许多人仍坚持歧视女性的观点。概而言之,他们认为,女性“傲慢自大、淫荡好色、固执己见、控制欲强、嫉妒、饶舌、虚荣、贪婪、放纵、不贞、肉体和精神的低劣、反复无常”。 一位法国的法理学家甚至认为,“恰切地说,女人并不是人。” 而宗教改革时代的著名改革家们,如马丁?路德、茨温利、加尔文及英国清教徒的领袖们,不仅继承了中世纪晚期天主教的魔鬼学理论,而且也部分地继承了那种消极的女性观。 虽然他们也承认,女性是由上帝创造的,她们也能因信得救,男女在精神上是平等的,但在所有其他的方面,女性都低劣并从属于男性。而女性的这种从属地位是她们的生命中所固有的,并且是自创世就存在的。 可见,宗教改革家们的这种消极的女性观一方面继承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传统,也广泛吸收了基督教的传统理论。因此,许多宗教改革家积极加入到反对巫术和女巫的行列之中也就不难理解了。

同时,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女性医学和生理学理论则为消极的女性观提供了“科学”依据。至13世纪后期,一些发源于民间的通俗医学观念逐渐融入到那种发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生理学理论中。这种理论认为,“来月经的女性会发散毒素……过了更年期的年老女性和贫穷的女性,因为饮食差,所以她们特别能分泌毒液,并且还能放毒,甚至仅仅看一下小孩就会杀死他们……与来月经的女性发生性关系会引发麻风病和不育,而在月经期间怀上的孩子生来就会有麻风病、癫痫和满头红发(这与强烈的性欲和魔力有关)。” 显然,此种理论有力地助长了那种与后来的女巫迫害密切相关的女性观的发展。

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科学革命也推动了女性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发展,而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理论仍然是学者们赖以研究的依据,由此也就在女性生理学中出现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盖伦主义之争。尽管在女性生殖问题上,两者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他们却都信奉体液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他们认为,男性通常较热和干,而女性则通常较冷和湿。由于热是其中最为有效的一种,因此男性也就更有理性和创造力,而女性则更像土壤。因此,男性比女性更为优越。正因于此,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认为,女性更渴望得到男性,因为不完美的事物总是争取完美。由此,女性也就比男性具有更为强烈的性冲动。 17世纪初期英国人罗伯特?伯顿就抱怨道,不仅年轻的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寻求性交,而且年老女性也同样好色,“虽然她是一个十分干瘪的丑老太婆,但是她也叫春,而且她必定有一位情男,一位支持者;她必定而且必将再婚,并把自己许配给一位年轻的男子”。 该时期的另一位学者也认为,绝经后的年老寡妇的特性是干的,她们是一些性饥渴者,而且会吸出年轻男子的精液,并以其难以满足的对精液的渴望而使他们变得虚弱,以其罪恶去毒害和摧毁他们。 上述观念实际上都基于体液理论。这也是为什么从事巫术活动的大多是年老的寡居女性的生理学依据。正基于此,宗教改革家们极力敦促女性结婚,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一位女性具有特殊的神赐天赋而摆脱强烈的性欲”。 也正基于此,那些独身的女性更多地被怀疑从事了巫术活动。

可见,消极的女性观为女性何以更容易受到魔鬼的引诱并从事巫术活动提供了一种因果论的证明。而巫术理论家则将这种消极的女性观和魔鬼学精心编织成了一种系统的女巫理论,从而为女巫迫害提供了一种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没有消极的女性观,系统的女巫理论也就失去了其根基。因此,我们可以说,女巫迫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

[ 本文作者徐善伟,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上海,200436 ]


(原载于《世界历史》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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